基于信任中介效应的协作治理行为及影响因素

作者:朱懿;韩勇 刊名:企业经济 上传者:栾颖凡

【摘要】协作治理行为及影响因素是基层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研究中的重要议题;通过对西部4省区1431个样本的实证研究显示:协作治理行为受其内部驱动因素——协作态度、公共部门理念和公共部门资源投入以及外部驱动因素——资源依赖、市场成熟度和公众要求的影响直接产生;同时;协作治理主体间信任在内部驱动因素——协作态度、公共部门理念、公共部门资源投入和外部驱动因素——资源依赖、市场成熟度与协作治理行为之间存在中介效应;在公众要求和协作治理行为之间不具备中介效应;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积极回应公众要求、彼此协作资源互补、培育成熟市场、形成协作态度氛围、转变价值理念、出台资源投入保障机制、提升主体间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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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新公共治理理论的发展让学术界和实践者达成了协作治理行为作为一种1+1>2的“奇妙魔术”,是现代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最终归宿和公共服务供给创新治道变革的共识[1]。以往的研究过于重视协作治理行为对其结果变量如治理绩效、创新行为等的积极影响,忽视了对促进协作治理行为产生的典型因素分析[2]。有鉴于协作治理行为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要求上的高度契合性,本文在协作治理的理论框架下,基于爱因斯坦“人类一切和平合作的基础首先是相互信任,其次才是法庭和警察一类的机构”这一著名论断,构建了协作治理主体间信任中介效应的协作治理行为与影响其产生的外部驱动因素(资源依赖度、市场成熟度和公众要求)和内部驱动因素(公共部门理念、协作主体态度和公共部门资源投入程度)的理论整合模型。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西部四省区即内蒙古自治区、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的1431个样本进行实证研究,以检验该理论模型。二、模型构建和研究假设提出(一)基于信任中介效应的协作治理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理论模型构建经过理论演绎,本文提出协作治理行为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如下图所示。第一,该模型认为外部驱动因素——资源依赖度、市场成熟度和公众要求与内部驱动因素——公共部门理念、协作主体态度和公共部门资源投入程度能够直接影响协作治理行为的形成。第二,基于爱因斯坦“人类一切和平合作的基础首先是相互信任”这一著名论断,援引管理学认为信任是让人团结的黏合剂这个解释,认为协作治理主体间的信任在协作治理行为和内外部驱动因素之间具有中介效应,即内外部驱动因素通过协作治理主体间的信任间接影响协作治理行为的形成。(二)研究假设的提出1.影响协作治理行为产生的外部驱动因素(1)资源依赖度与协作治理行为。在基层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公共事务协作治理过程中,外部驱动力量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资源基础理论(resource-basedtheory)认为治理资源如人力、物力、信息、技术、财力等是协作治理能够进行的必要物质条件,是基本的治理工具基础。充裕的治理资源可以充分调动协作治理各主体的积极性,提高协作治理的工作效率和公共政策质量,对协作治理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3]。因此,自身资源有限性和依赖性迫使公共部门与其他协作治理主体进行战略资源整合,特别是政府通过招投标的形式将公共服务外包给企业和社会组织,后者通过其专业的技术、人力等优势提升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效率[4]。假设1:资源依赖度与协作治理行为紧密相连,即协作治理主体彼此之间的资源依赖度越高,在治理过程中协作治理行为的协作程度就越高。(2)市场成熟度与协作治理行为。资源基础理论还告诉我们,产业和市场环境对治理资源有着重要的影响。市场成熟度也意味着一个地区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发育程度,市场越成熟,公共部门可选择协作治理的协作伙伴范围就越广,可以协作治理的领域也越宽,可以互补的协作治理资源越充足,协作治理的成本和风险就越低,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也越好[5]。在市场发育成熟度高的地区,由于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渠道丰富,治理资源充足,所以在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过程中协作治理各方协作治理行为的程度就越高。假设2:市场成熟度与协作治理行为紧密相连,即该地区市场发育的成熟度越高,在治理过程中协作治理行为的协作程度就越高。(3)公众要求与协作治理行为。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价值取向显示公共部门为人民群众提供令他们满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是其基本职责。资源基础理论(resource-based theory)研究表明

参考文献

引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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