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光训的中国文化观及其当代价值

作者:徐弢;李思凡 刊名:天风 上传者:黄涛

【摘要】早在20世纪上半叶;随着"非基督教运动"等一系列反"洋教"运动的爆发;基督教内部的一些开明人士如赵紫宸、吴耀宗、吴雷川、王治心、诚静怡、徐宝谦、张亦镜、谢扶雅等已逐渐认识到;只有首先从神学思想上去除基督教的"洋教"色彩;才可能让其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扎根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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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上半叶,随着“非基督教运动”等一系列反“洋教”运动的爆发,基督教内部的一些开明人士如赵紫宸、吴耀宗、吴雷川、王治心、诚静怡、徐宝谦、张亦镜、谢扶雅等已逐渐认识到,只有首先从神学思想上去除基督教的“洋教”色彩,才可能让其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扎根成长。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尚难以充分实现其由此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的理想,但是由于他们纷纷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投入同中国文化的对话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基督教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并促使不少爱国知识分子意识到,基督教同帝国主义本身之间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基督教人士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普遍变得比以往候都更为开放,而这一历史性转变同丁光训(1915-2012)等爱国‘督教领袖的积极倡导不无关系。作为一名长期致力于建设“自治、自养、自传”的中国化基督教并努力“促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宗教人士,丁光训本人并未就中西宗教文化做过系统的比较研究,也未出版过这方面的专著。他关于中国文化及其同基督教之关系的言论大多散见于他在世界各地发表的讲稿和短文。然而,作为当代中国基督教界最有影响的教会领袖和中国神学思想建设的首要推动者,他开创的以“上帝是爱”和“宇宙的基督”为核心的神学路径、其对中国传统的性善论和人本主义道德观的同情,以及他对不同历史时期中西宗教文化交流的支持赞赏,都促进了新一代基督徒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学习与融会.丁光训指出,上帝的根本属性是爱,而“上帝是爱”的首要表现在于基督信仰的普世性质。如他曾在1984年9月于日本东京发表的“中国的神学群众运动”等演讲中强调:“我们不仅说爱是上帝的一个属性,我们更要说上帝就是爱。”他还由此提出“宇宙的基督”观念,认为基督徒不应将上帝和基督之爱仅仅局限于教会内部,而应将其延伸到包括其他宗教徒和无神论者在内的所有人.从这种博爱思想出发,他始终反对基督徒以固步自封的态度排斥中国文化,而是公开承认在后者中同样存在真善美,故应以“爱”作为双方交流对话的契合点。在1987年3月于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国际宗教自由会议”以及1991年7月于英国召开的“中国教会之友”年会等重要会议上,丁光训多次公开赞赏利玛窦(Matteo Ricci)、理雅各(James Legge)等传教士对中西宗教文化交流的早期探索,称他们为“沟通教内、教外真善美的先驱”,并认为后来罗马教廷和部分保守派传教士实行的“墨守成规的传教方针”有悖于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以至“使基督教成了一种平庸的、远离现实的宗教”。在他看来,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是一个重道德人伦而不重宗教的人文传统,但这一点并不妨碍中国基督徒按照“上帝是爱”的原则来寻找双方的契合点,因为即便是传统的中国知识阶层所抱有的那种“未知生,焉知死”和“敬鬼神而远之”的超然态度,也有其促进宗教自由和宗教宽容的积极意义,如相比于基督教传统的西方各国,长期受儒家人文传统熏陶的中国“绝少宗教狂热现象,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神权从来不足以同政权分庭抗礼,更不用说凌驾于政权之上”.从这种观念出发,丁光训呼吁中国基督徒不仅要学习中国文化在宗教 问题上的宽容精神并主动遵守新中国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法规,而且应主动借鉴中国文化的某些优良传统,来积极参与中国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例如他指出,中国文化中固有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精神以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等观念,都可以成为中国基督徒按照“上帝是爱”的原则来开展中西宗教文化交流的思想资源。为此,他还在“中国的神学群众运动”等演讲中提出,基督徒必须承认,在中国文化以及其他一些非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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