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造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工夫--“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方法”研讨会述要

作者:马士彪;郑涵丹 刊名: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上传者:李丹

【摘要】2019年12月28日;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研究方法"研讨会在南京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河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上海大学、湖北社会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余位专家学者;就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方法展开了热烈讨论;提出了一系列值得学界关注的观点;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兹将会议成果略述于此;与同道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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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46)2019年12月28日,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研究方法”研讨会在南京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河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上海大学、湖北社会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余位专家学者,就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方法展开了热烈讨论,提出了一系列值得学界关注的观点。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兹将会议成果略述于此,与同道分享。一、研究方法的文献功底作为学问研究的对象以及哲学创新的资源,经典文献无疑更是研究的根基与灵魂。因此,对于方法论的探讨,离不开文献的前提。李振纲教授认为,研究技巧固然重要,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说到底技巧离不开文献的功夫,所以方法是建立在对于经典精熟的基础之上的,没有经典作为支撑的研究,就缺少了抓手和依据。中国哲学是围绕经典形成的,现在做中国哲学的研究,要掌握“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三学”(《老子》《庄子》《易传》)“两史”(《史记》与《汉书》),掌握了这些经典以后,通过孔、孟、老、庄、易的对比,就可以研究生命、君子、圣人、天人关系等问题。后来的学术发展,不管是朱子学还是阳明学,都是从这些经典中生发出来的,所以要精读经典。杨海文教授结合自己的学习、编刊与教学的经历,分享了自己在不同阶段对于文献与研究方法之间互动关系的体会。杨教授认为,在不同阶段的研究过程中,对于文献的态度与认识也有相应的变化。他从三个阶段具体地反思了文献在不同的阶段是如何对我们发挥影响,影响我们慢慢的推进自己的研究的。首先是学生的阶段,毕业论文的写作肯定会涉及到文献,文献是一切学问之本,所以要有文献学的功底;其次,做编辑的阶段,作为编辑需要校对引文,引文的校对需要文献学的功夫,在校对每一位作者的文献之后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资料库。同时我们还要做第一手的文献,很多问题的脉络和解决策略都在第一手的文献里面。最后,做老师的阶段,要读经典,读第一流的经典。从文献学的角度说,对于经典要有扎扎实实的白话文翻译,但是我们看现在对于孔、孟、老、庄的白话翻译,往往翻译成白话,文章本身的美感就消失了。白话文的翻译是最扎实的功夫。李尚信教授则从学与思的角度分析了文献对于研究的根底性作用。他认为学与思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矛盾。“学”属于吸收知识的过程;“思”代表着创新意识。学习是必须的,思考也是必须的,但是研究者有时很难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有的人学得多,思考的少,这样就没有创新意识,把别人的知识装在自己的脑子里,没有进一步的分类、综合与消化,结果自己成了两脚书橱,行走的书架;另一个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思而不学,我们在编刊的时候就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些文章通篇是自己的思考,没有文献的佐证,他的文章也很有逻辑性,但是这样的研究,它的前提往往是不可靠的,没有“学”所代表的吸收知识的过程,“思”就沦为空想、妄想。只有把这两方面你结合起来,才能做好学问,但是学与思之间很难找到一个理想的平衡点,这样一来,在“学”与“思”的问题上,就要允许研究者有一定的偏向。二、哲学文献的研究方法方法论是近年中国哲学史学界探讨的热点问题,诠释的差异,本质上是不同诠释方法运用的结果。虽然文献是一切研究的根基与灵魂,但是,文献的理解同样也离不开方法的运用。李振纲教授总结出精读经典的三个方法。首先,直接与经典照面,阅读原文,这样就能读懂经典的十之六七,但是还有十之三四是读不懂的,因为经典本身带有模糊性,正是因为有模糊性,才能营造出更为广阔的解释空间;其次,要有问题意识,问题意识一部分来自经典本身,一部分则来自现实;最后,读经典要善于抓住核心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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