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社区协商的伦理审视

作者:杨海军 刊名: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上传者:赵晗汀

【摘要】城乡社区协商制度是我国基层协商制度的重要部分;是当代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路径;从伦理学的角度说;城乡社区协商作为解决城乡社区居民利益冲突问题的有效方式;是民主(而非强制)的;因而它也是伦理(而非法律)意义上的解决利益冲突的主要方式;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城乡社区协商;从而更好地解决城乡社区居民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必须对城乡社区协商进行伦理审视;分析城乡社区协商的伦理意义;构建城乡社区协商的伦理路径;即从管理者之维看;城乡社区协商需要营造公平的伦理环境;从参与者之维看;城乡社区协商需要培育自律的伦理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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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8页。②陈家刚:《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8页。③尤尔根·哈贝马斯:《民主的三种规范模式》,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9页。城乡社区协商作为基层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和保障城乡社区居民参与治理的权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协商民主工作在化解基层矛盾问题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①。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为我国推进城乡社区协商体系建构提供了指南,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城乡社区协商工作的开展。要想使城乡社区协商发挥更大的制度优势和实现城乡社区协商的总体目标,必须重视发挥伦理在城乡社区协商中的作用。只有充分利用伦理和制度的双向互动作用促进城乡社区协商的有效开展,才能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一、城乡社区协商的内涵关于协商的内涵,伯纳德·曼宁(Bernard Mannin)认为,“协商(deliberation)是各种观点相互比较的过程,这种过程有助于使信息更明晰,使人们的偏好更清楚。协商的过程存在着两个维度,它既是集体的,同时也是个人的。在个人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在为自己寻找理由,发现论据,并衡量它们。在集体的意义上,参与协商的各方不会满足于各种相互冲突的论题,他们还试图说服他人”②。因此,在协商之前,各协商主体要经过审慎的反思,对即将商讨的问题进行认真细致的思考,此后各协商主体之间对即将商讨的议题进行理性的讨论。各协商主体在思考的基础上,通过对话、沟通、交流、讨论等方式,在表达理性观点的基础上,力图说服对方,从而达成共识。关于协商民主,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协商民主是在更高层次上提出了一种关于交往过程中的主体间性,它将涉及正义问题的协商规则和辩论形式作为民主政治的核心。最后,非正式的意见形成转化为制度化的决策”③。在哈贝马斯看来,正义和程序在协商中占据重要地位,决定了协商民主的成败。社区是社会最基本的单元,是基层社会治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社区的和谐稳定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能否取得实效的关键。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入,城乡一体化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不断推进,城乡社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城乡社区居民利益诉求的差异性导致城乡社区建设中出现许多新矛盾和新问题,有效化解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需要通过城乡社区协商来解决。所谓城乡社区协商,是指城乡社区居民、社区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等城乡社区多元主体,通过面对面交流对话、平等商议、民主评议等方式,就城乡社区居民共同关注的相关事务进行理性商讨、达成共识的民主方式。城乡社区协商的实质是为了解决城乡社区居民的利益冲突问题。利益冲突既包括城乡社区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包括城乡社区内部居民之间的利益冲突。趋乐避苦和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反应,城乡社区居民关心自己的利益,社区居民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是正常现象,关键在于采取什么方式来解决。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城乡社区居民之间存在事实的利益冲突问题。我国社会的工农业发展模式带来了城市社会的快速高质量发展,城市社区获得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城市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提高得更快。相较城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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