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个性化因素探析

作者:余玉琦 刊名:新西部 上传者:孙海棠

【摘要】本文结合青年毛泽东读书、学习和从事革命活动的过程;分析了毛泽东思想转变的历程;指明这一转变既有时代大背景下的共性化因素;更有显著的个性化因素:体现在毛泽东个性中的使命精神、斗争精神和实践精神等方面;这些精神对其思想转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对当代青年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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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思想主体思想转变的具体方式、特殊路径和个体风格,是由主观性的个性化因素决定的。”[1]它主要表现在个体的情感、性格、知识、思想和实践等方面。青年毛泽东怀着救国的艰难使命,广泛汲取各种新知识,构建了以国学为主导、中西合璧的复合型知识结构。随后,在实践斗争中克服各种险阻不断扬弃,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一、使命精神青年毛泽东对于自觉肩负救国使命有着舍我其谁的豪情和自信。一方面,是爱国的本分。他带着与生俱来的国耻烙印,肩负救国使命是时代要求。所以当“二十一条协议”发生时,青年毛泽东书写“腥秽待湔,独令我来何济世”[2]的救国壮志,不仅表达了对好友早逝的悲痛,而且表露了自己救国于危亡的使命。面对苦难的中国,他悲伤中带着坚定的自信,即使征途孤独也要坚持救国。另一方面,是勤奋刻苦、卓尔不凡的实力使然。青年毛泽东书写自己想担当、能担当的救国使命,既是爱国主义情感的使然,更是拥有非凡才能的自觉。“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3]他对国情认识可谓深刻,北洋时期内部势力勾心斗角战乱不断,百姓陷于水火;外部列强窥视,日本帝国主义更是虎视眈眈。“艰难百倍”是对国家的担忧,“非有奇杰”是对自己的激励。青年毛泽东肩负救国使命有着非凡的才能自觉,同时完成救国使命要求他必须不断自强。他必须学贯中西才能读懂中国、读懂马克思主义,才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开辟中国革命道路实现救国使命。于是,他总结了科学的读书方法: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后专门。在1915年9月上旬给萧子升二千余字的信中,青年毛泽东引用说明的中西著作达十六部,从东周《尚书》到近代《综合哲学》;提及介绍的中外名人达十七位,从中国孔子到英国斯宾塞;讨论学习的科目,从人文艺术到自然科学;谈及对比的国度,从亚洲日本到欧洲德国。明显看出,青年毛泽东具有深邃的历史观、广阔的世界观、敏锐的政治观以及高远的思想境界和渊博的文化知识,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前进。同时青年毛泽东崇尚体育精神,认为身体是承载知识和道德的房子,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体育之研究》,呼吁国民增强体质,警醒国家尚武教育。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根本动力是爱国主义情感,因为爱国继而自觉肩负救国使命,然后应救国要求不断学习外来新思想并与中国国学相结合探索最科学的救国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使命精神是一种救国的自觉意识,时刻警醒他国家处于危亡,激励他要不懈奋斗。二、实践精神新文化运动以来各种外来“新文化、新思想”泥沙俱下,什么思想最适合中国或者哪几种思想结合更适合中国都是青年毛泽东必须要深刻考虑的问题。同时马克思主义学理深晦,实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转变必须要经过实践再认识、认识再扬弃、扬弃再实践的曲折反复的上升过程。青年毛泽东进入湖南师范学习深受湖湘文化的熏陶,逐步形成了主张躬行实践的湘学士风,参与组织了多项实践活动。1915年日本逼迫中国政府签订“二十一条”,青年毛泽东积极参与编辑和散发日本侵略中国的文章资料。年底袁世凯称帝活动进入关键时刻,他编印《汤康梁先生之时局痛言》,在校内外广为散发。彼时,他的国情认识和政治观念发生了大的转变。深刻认识到民族危机,帝国主义是民族独立必须跨越的障碍,不斗争不可能图存;痛悟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缺乏彻底救国的勇气,必须寻找新的领导集体;知晓不能再安坐书斋,需要走入社会研究实际国情,探索救国方法。青年毛泽东数月调查长沙周边城乡各阶层人民的真实生活;开办夜学,帮助城市底层工人掌握基本知识;组织救济会,援助战事难民;创立新民学会,探索彻底改造中国的方法。他对民族危亡的理解更加具体真实,对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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