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野生动物立法的检视与完善

作者:李洪雷;戴杕 刊名:浙江学刊 上传者:刘辉敏

【摘要】经过三十余年的努力;我国野生动物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但这一体系也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在未来;对于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三有"动物;应在现有规范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加强流通、利用和食用等环节的规制;对于其他野生动物应整体纳入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的范围;应健全野生动物疫病防控机制;加强动物源性传染病和人畜共患传染病防治;同时优化野生动物执法体制;加强依法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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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野生动物立法的现状与不足 野生动物是重要的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维护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与人类健康与公共卫生安全具有密切的关联。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末将野生动物立法提上日程以来,野生动物立法不断完善。总体而言,我国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野生动物法律体系,在野生动物的猎捕、繁育、流通以及栖息地保护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规定。但这一体系仍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未能得到充分保护 目前各类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受到了较为严格的保护。但是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只是野生动物的一部分,大量野生动物并不属于重点保护范围。据统计,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所列约420种,其中脊椎动物约394种,而我国仅脊椎动物就约有6597种,保护物种仅占其5.97%,如不包括鱼类,哺乳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所占比例约占14.5%,保护范围明显过小。【注文1】不属于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野生动物在目前体制下未能得到充分保护,具体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相关许可审批层级低,审批条件不严。按照现行立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猎捕和人工繁育【注文2】需要国家和省一级的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审批,而其他野生动物随着保护级别的降低,审批级别也依次下降。对于大量既非国家或省重点保护,亦非“三有”保护的野生动物,【注文3】各地基本将其审批权限放到了市级或县级,有的甚至缺乏相应审批环节,而在审批要求上也不如各类重点保护动物明确和严格。 第二,对滥食行为缺乏有效约束。《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只对为食用而非法购买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作了禁止性规定并设置了处罚,而对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则缺乏相应规定。在实践中,对于刑法中规定的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是否包括为食用而购买,一直存在争议。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对刑法第341条的解释中规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为食用或者其他目的而非法购买的,属于刑法第341条第1款规定的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这明确了对违法食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行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对于食用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行为仍缺乏禁止性规定。【注文4】 (二)野生动物的取得与流通环节缺乏具体标准 我国现行立法较为关注对野生动物取得与流通方面的调整,设定了大量的规定,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仍存在缺失。 第一,野生动物的人工繁育缺乏具体标准。 2003年由于非典疫情影响,我国曾出台《关于适应形势需要做好严禁违法猎捕和经营陆生野生动物工作的通知》《关于发布商业性经营利用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梅花鹿等54种陆生野生动物名单的通知》等规定,将野生动物人工繁育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国家标准。但后来随着规制的放松,实践中的野生动物繁育已远远不限于上述54种,其中绝大部分野生动物并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标准。这既使得养殖者的行为缺少指引,也使得执法者缺乏充分的执法依据。 第二,野生动物的运输缺乏具体条件。 目前我国立法对于野生动物的运输要求必须具备合法证照,一些地方还要求办理野生动物运输许可证,但在具体标准上存在缺失,不具有可操作性。例如《动物防疫法》第21条第1款规定:“动物、动物产品的运载工具、垫料、包装物、容器等应当符合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规定的动物防疫要求。”但具体要求至今尚未出台。这使得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往往只能检查证照的有无以及货证是否一致,而对于是否具备运输条件却难以作出判断。 (三)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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