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多样性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关性的再认识

作者:曹贤文;张璟玮 刊名:语言文字应用 上传者:李春艳

【摘要】本文采用世界民族语言志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统计的世界各国数据;对语言多样性与经济社会发展多项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统计分析;统计结果发现;语言多样性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指数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关联;但并非"费什曼-普尔假说"所指出的负相关关系;而是分段相关关系;人均国民收入17000美元为相关关系的拐点;低于17000美元的中低收入国家语言多样性与人均国民收入之间整体呈显著负相关趋势;相反地;拐点之上的高收入国家则呈现出显著正相关趋势;根据这一结果;"费什曼-普尔假说"与Fishman(1991)研究之间的矛盾得到了比较合理的解释;语言多样性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指数之间的相关性体现的只是一种概率性趋势;不是一种因果关系;除了关注语言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更要关注语言与教育和生活质量等社会发展因素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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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言多样性与经济发展研究的回顾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媒介。一般认为,在社会交往中,如果使用统一的语言或者所用语言的同质性高,会有利于交际的顺利进行;反之,如果所用语言的异质性高,就会对交际产生一定程度的阻碍。语言的这种社会交际功能进而可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相互影响。就语言与经济的关系而言,语言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一,某个社会如果使用一种统一的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将有利于社会交际的顺利进行,有利于统一大市场的顺畅运作;反之,如果语言多样性显著,呈现出碎片化的高度异质性,将会妨碍社会交际,从而对统一市场和经济运行产生负面影响。第二,社会居民的通用语能力和外语能力可被视为人力资本的组成部分,通用语能力和外语能力强可带来工作沟通上的优势,从而提高员工的收入。经济对语言的影响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可促进商品交换和人际交流,统一的市场会从经济上影响人们对交流语言的选择。语言的消亡既有自然原因,也有社会原因,其中经济原因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个人和家庭的经济状况会影响到儿童的语言发展以及个人通用语能力和外语能力(徐大明,2010;李宇明,2019;王春辉,2019;方小兵,2019;李小云等,2019)。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语言多样性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问题获得美国一些学者的关注,Pool(1969)对这些学者的研究进行了总结:据称,语言的多样性会加剧政治上的地方主义,妨碍群体之间的合作、国家的统一和区域多民族合作,阻挠对社会上占优势文化类型的政治适应性、对当局的政治支持和政治参与,降低政府工作效率和政治稳定性。类似的说法还有语言的多样性会降低经济发展的速度,因为它会阻止职业流动、减少可以流动到现在经济部门的人数、降低效率,并且阻碍新技术的传播。因此,“人们认为,语言的多样性,不论属于哪一种情况,都会妨碍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周庆生,2001)。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交往程度决定了语言多样性的水平,“我们的一般预期是语言多样性高的地方将是那些沟通不畅的地方,并随着经济生产力的增长和政治组织的扩大,所带来交往的增加通常会导致一种通用语的传播,不管它是本土语言还是外来语言,其结果是广泛出现的双语现象,最终其他语言都会消失,只有一种优势语言能够幸存”(Greenberg,1956)。不过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当时大部分研究都是基于观察和质化分析所得出的印象。为了使语言多样性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到坚实的数据支持,1956年Greenberg发表了“语言多样性的测量”一文,提出了语言多样性的详细测量和计算方法,并指出,“语言多样性的测量值将可能显示出与经济水平及文化适应程度之间的显著相关性”(Greenberg,1956),由此为语言多样性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奠定了一块重要基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Fishman(1968)和Pool(1969)相继发表了两篇基于大规模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成果。Fishman(1968)在“语言同质性与语言异质性政体之间的一些对比”一文中,利用《世界政治和社会指标手册》和《各国通览》中关于全球国家的分类数据,采用二分法,以使用某种语言的“本族语说话者”是否占总人口的85%及以上作为语言同质性的标准,将所有国家划分为语言同质性和语言异质性两类,然后比较这两类国家的一系列社会和经济指标。结果发现,语言异质性国家的死亡率较高、婴儿死亡率较高、女性预期寿命较短、国民生产总值较低、政府收入较低、高等教育入学率较低、识字率较低,极权主义更多而政府参与较少,人均电视、收音机和报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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