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人的高度原则的中国化表达及其意义

作者:王文臣 刊名:江苏社会科学 上传者:公保当智

【摘要】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社会革命的任务就是要达到"人的高度";把德国工人还原为人;继而在1848年将其进一步表述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过程不仅把人的解放与人的高度联系起来;还实现了从国内到国际的普遍化发展;新中国70年来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从短缺时代、过剩时代到新时代的过程;也创造性地提出了从共富、共享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话语体系;把人的高度原则相应地由国内推向国际;人的高度原则在中国的贯彻与发展;不仅是对马克思经典理论的继承并实现了中国化表达;而且为国际范围内的共建共享共赢提供了理论与实践路向;突显了这种中国化表达与实践的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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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针对当时德国社会诸种病症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德国能不能实现有原则高度的实践,……把德国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1]在马克思看来,普遍的不公正与尖锐的社会对立凸显了德国社会的危机程度,人处于丧失自我的状态,国王把民众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就像把马当作他的私有财产一样。现实危机赋予马克思的时代任务是提供一种把德国人恢复为“人”的科学理论。当代中国主张并推动国际社会范围的“普遍的公正”特别是经济正义的实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在将上述目标融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人的高度的原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了内在统一性。或者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人的高度的中国化表达,二者具有一脉相承的继承性。本文就此讨论以下三个方面:(1)人的高度的缘起及其紧迫性;(2)马克思关于人的高度的解决路径分析;(3)人的高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统一性及其意义。王文臣,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一、人的高度的缘起及其紧迫性马克思一生致力于拯救处于异化状态中的人,恢复人的自由。他指出,在根本上,人的生存状态的异化是由物质生产方式造成的,或者说是生产方式的异化导致了人的生存状态的异化。从生产的异化状态中将人拯救出来,完成人的解放,恢复人的本质,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任务。这一任务既包括“把德国人解放为人”,也包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把德国人解放为人”,完成“有原则高度”的社会变革,实现“人的高度”的革命,在马克思看来具有时代的紧迫性。马克思不仅系统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德国人的高度的丧失,而且分析了当时德国社会的诸种危机,指出了必须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政治领域内的陈旧腐朽制度竟然被当时德国的一些统治者视为“美好未来的初生朝霞”的代表。德国社会制度的危机状况已经达到积重难返的程度,但以历史学派为代表的理论家们,却以保持历史传统的稳定性为名,极力维护并美化封建制度与特权。这种思想越普遍,人的高度的实现就越困难,德国工人被解放为“人”的希望就越渺茫。落后的制度构成了对人的高度的反动,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发表的评论文章中得到了更详细的论述。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所表达的观点最具代表性。恩格斯指出,德国的封建贵族仍保留着“旧日的特权——对租佃者的审判权”及经济领域内的不纳税的权利。当时的德国还处于分裂状态,大大小小的公国只顾着维护各自的利益,它们之间的关系混乱且复杂,它们之间“没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会有统一的目标,更谈不上统一的行动”,联邦议会“从来没有代表过德国的统一”[2]。与恩格斯不同,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却在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等方面与历史学派取得了一致性。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不仅论证了私有制的合法性,而且系统论证了国家与法对私有财产的维护的合理性,认为德国的社会制度是带有完美特征的管理形式。无论黑格尔的论证如何完善,都无法解释德国社会的撕裂状态,即贫富严重分化与阶级对立。恩格斯就此评论指出,“德国哲学这个表明德国思想发展的最复杂同时也是最准确的温度计,就表示支持资产阶级”[3]。作为德国哲学重要学派的历史学派,以其体系化的论证表明了自己的阶级立场。由此不难理解马克思为什么一再说要向德国制度开火,因为在他看来,资产阶级拥有社会领域的特权,这个特权越广泛,人民的苦难程度就越深重,人的解放就越是一项紧迫任务。“现代德国制度是时代错乱,它公然违反普遍承认的公理,它向全世界展示旧制度毫不中用;它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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