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述次序中的价值秩序——一种可能的阐释

作者:王江伟;胡卓 刊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上传者:卢玉仙

【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只是一种以概念群样式提出的价值共识;而且其表述次序之中呈现出某种特定的价值图景;这一图景中的价值秩序具体体现为:在国家层面依循历史的逻辑;呈现出国家作为一种实体性存在的生存需求演进层次;在社会层面依循演绎的逻辑;呈现出社会成员作为一种精神性存在的自我实现的展开环节;在公民个人层面依循交往的逻辑;呈现出公民个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存在的交往生活圈层;三者分别呈现出从物质到精神、从目的到手段、从特殊到一般的价值秩序;从而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价值冲突这一理论难题的初步因应;部分消解了将其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疑难和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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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完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政策体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体现到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全过程”[1],这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往学界大多偏重于对作为一种价值共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般性研究,在概念的辨析、范畴的界定、逻辑的澄清等方面尚留有不少疑难。然而,一旦要完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政策体系,并将其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之中,就可能会涉及具体的制度构建和政策制定,这就要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更加严格的考察,更加清晰地阐明其理论内涵、表述方式和价值秩序,以便促使其更加顺利地从抽象的价值共识转化为具体的制度要素。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过程及研究现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经过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自改革开放以来,原本过于刻板的价值体系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导下开始松动,经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等的讨论之后迎来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新局面。这既为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也带来了如何凝聚价值共识、构建全社会共同认同的核心价值方面的挑战。为更好地应对这一挑战,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此作为“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2],并在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行了更加深入的阐释[3]。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宏观的架构,尚有待于进一步凝练出更为精确、简练、便于传播的价值概念。在此过程中,学界和全国各地各行业人士先后进行了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探索和尝试:前者的成果是在2007—2015年间积累的“90多种表述,涉及约190个范畴”[4],后者的收获则是在2011—2012年间确立的具有地域特色和行业风格的诸种“精神”①。在相关探索和尝试的基础上,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在“三个倡导”的框架下首次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十二个价值概念进行了完整表述[5],并最终在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将其确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6],从而成为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这十二个词、二十四个字。目前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性研究,侧重于发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价值与历史意蕴,分析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的内在关联,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政治认同、文化建构、社会治理等方面的重要价值,从而力图拓宽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有的思想深度和理论语境。第二类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念研究,侧重于剖析作为其主要构成的十二个概念的内涵、外延和特征,并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对民主、自由、平等等进行追溯和考证,试图通过不同立场、不同视角的比较,勾勒出这些价值概念在不同时代的理论特征,不断显明其自身的社会主义性质,从而赋予核心价值观以更加明确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三类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研究,侧重于如何在实践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既涉及学校、医院、企业、机关、社区、网络等不同的生活场景,也涉及大数据、新媒体、文艺作品、节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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