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道的比较与发展

作者:王义遒 刊名:大学教育科学 上传者:郭世钊

【摘要】大学的宗旨和目标代表着大学的内涵;对比中西方大学的宗旨与目标可以发现;其共同点是通过教育使自然人成为能与他人和睦共处、服务于社会和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的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无论《大学》中所言“亲民”;还是《学记》中的“化民易俗”;都强调“爱国”“为国”的观念;作为维持宗法亲情社会秩序的“礼”也就成为了大学的核心理念;中国近代大学虽然是“舶来品”;但坚持了中国的人文传统;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而西方大学更看重知识与科学;强调纯粹理性的观念;尤其是大学被移植到美国后;又发展出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三项职能;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学之道”在“中西合璧”的基础上有了两点新的重大发展: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强调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此两点与传统大学之道之间具有包容性与逻辑合理性;也是当下我国必须坚持的“大学之道”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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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之道的内涵 什么是大学之道?也许有人会说,两千多年前的我国典籍《大学》里已经说清楚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确,这个“大学之道”经过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的阐释与弘扬,在中国高等教育界几乎是尽人皆知了。它指明了大学的宗旨与目标,即所谓“三纲领”:明德、新民和止于至善。同时,《大学》也规定了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及其基本内容: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共八个环节,常称之为“八条目”。它特别强调“治国”的义利关系,“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也就是要求通过个人接受教育、修养成为服务于社会、国家和人类的人。 上述诸点只是道出了中国古典“大学之道”的要旨或核心,还不能概括它的全部内涵。《大学》是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一篇。其实,《礼记》中还有一篇《学记》,它不但将《大学》里的“三纲领”具体化为“化民易俗”“近悦远怀”的作用,宣扬“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理念,而且对教育体系做了明确的阐述,提出“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等不同层次教育机构的概念。它还规定了“入学”后要隔年考核,使教学内容循序渐进。如说“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这实际上将“小学”与“大学”区分开来,甚至大致规定了学习的年限。入“大学”大体上与孔子所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相当,就是说小孩子大概十五岁开始可以上“大学”了。它还制订了施教的七条规矩,对礼仪、学习态度、时序甚至惩戒工具都做出了规定。 《学记》还明确了教学中教与学的关系,提出了“教学相长”的思想,并对教学原则和方法、教学活动的安排以及教师的作用做了比较细致的论述。譬如,教学活动有“藏脩息游”四种方式,即:课内要努力吸取知识;课外要做作业进修所学的;休息时要学习各种技艺;还要广交学友、互相砥砺。在教学方法上提出了“豫时孙摩”四条原则,这就是说:要防患于未然;要及时地进行施教;要根据学生的年龄、个性、天赋实施教育,就是“因材施教”;还要互相研讨观摩实习。同时,它又有针对性地指出了当时存在的“教”的六种弊端和“学”的四种失误,强调“教”要启发诱导,促进学生主动学,切忌强制包办;“学”要掌握分寸,不能贪多偏狭、浅尝辄止。它还进而描述了对教师的要求与作用、为师要严,要有渊博的知识,要以身作则,要让学生能主动跟着自己学。这样,它也就指明了理想的师生关系。这可能就是梅贻琦“从游论”的雏形[1]。由此,它说明了尊师重道的道理,而“择师”应当是非常慎重的。对教学手段,《学记》也给出了一些建议。在“结论”中,它还着重论述了做人做事的一些基本原则,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学记》所讲的是要培养“治国平天下”“化民易俗”的“君子”和官吏,他们是管理国家的人。这与《大学》的观点一致。 《学记》可说是世界上第一篇完整的“教育学”古论文。它阐释“大学之道”不仅包括大学的宗旨与目标,而且给出了办学的整体理念,包括:对“大学”的界定,大学体系、制度,大学教学的原则、具体内容、方法和手段,还有大学师生关系和对教师的要求,等等。总之,《学记》道出了大学之道的文化内涵。 然而,《学记》毕竟是两千多年以前中国先贤(尤其是儒家)对教育(特别是对大学教育)的一些看法的结晶。而近代中国大学却是“舶来品”,深受西方大学理念和工业化的影响。这给“大学之道”带来了不少变化,并增加了更为丰富的内容。比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的“教育使人成为人”(两个“人”分别表示作为动物的自然人和社会人)鲜明地拓展了《大学》的纲领。作为一个教育机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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