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德治协同的逻辑根据与价值取向

作者:戴茂堂;李若瑶 刊名: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上传者:岳成标

【摘要】法治与德治作为两种不同的治国理政方式处于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之中;二者必须协同;不可偏废;法治与德治在都缘于人性的不完美及其导致的不正义上存在的关联性;使得二者的协同具有了逻辑上的可能;法治与德治在约束方式、约束强度、约束时间、约束空间上存在的差异性;使得二者协同具有了逻辑上的必然;基于法治在治国理政上具有工具价值与实用效能;而德治具有目的价值与引导功能;可以看出德治相比于法治明显享有价值优先性;故而法治与德治协同在价值取向上应该强化道德对于法律的支持作用;提倡由法治向德治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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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世界上有三条“律则”,分别是自然律、道德律和法律。由于自然律源于自然而非人为刻意规定,因此人不可能操纵自然律,用以规范人在生活世界的行为,追求并赢得治理之效。而道德律和法律却不同,它们都源于人的创设,对人的生活世界进行规范。翻开人类的历史画卷,可以发现,中、西方在法治与德治的判定上有着巨大差异。中国把德治看得高于、重于法治,较多倾心于德治与人格完善而疏于法治;西方把法治看得高于、重于德治,较多倾心于法治与社会完善而疏于德治。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中西传统治理模式都具有明显的不足和片面性,其主要表征就是均不太重视法治与德治的协同推进,没有走向德治与法治的协同共治。虽然法治与德治协同已作为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而确立起来,但在学术界,如何理解法治与德治协同上还存在不少分歧与疑惑。为了缓解分歧与消除疑惑,王淑芹教授在《伦理学研究》2017年第3期发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正当性证成》一文(以下简称王文),力图从法律与道德价值的同源性与交叉性、法律与道德规范的同宗性与交叠性、法律与道德功能的独特性与互补性等三个方面确证法治与德治协同是正当的。我们完全赞同王文法治与德治必须协同这一论断,但不完全赞同王文对于法治与德治协同的正当性提出的证明。本文拟从法治与德治协同的逻辑根据与价值取向两个层面,来进一步讨论并确证法治与德治协同的正当性与导向性。一、法治与德治协同的逻辑根据从逻辑学上说,任何能够协同的东西彼此必须具有关联性,只有彼此关联的东西才有协同的可能性,例如鲜花与书刊、笔筒和球鞋彼此完全异质,就不存在协同的问题。因此,讨论法治与德治协同,首先要探讨二者的关联性。二者的关联突出地表现在共同享有一个“治”字。但是彼此关联的东西又不能完全同质或雷同,否则协同对这二者而言就没有任何理论和实践意义。因此在关于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问题上还需要考察法治与德治的差异性。王文在论证法治与德治协同正当性时也是从讨论二者相互关联却又相互区分入手的。王文认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原则正当性的证成,需要基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内蕴规律,即法律与道德价值的同源性与交叉性、规范的同宗性与重叠性、功能的独特性与互补性。”①很明显,法律与道德价值的同源性与交叉性、规范的同宗性与重叠性是从法治与德治的关联性上证明二者协同的正当性,法律与道德功能的独特性与互补性是从法治与德治的差异性上证明二者协同的正当性。从形式上看,我们也主张从法治与德治的关联性与差异性两方面来证成法治与德治协同的正当性,只是在对法治与德治的关联性与差异性的具体分析和解读上与王文很不相同,有些不同甚至是原则性的、根本性的。先看法治与德治的关联性。法治和德治最大的关联就在于二者概念组成中的“治”。从词源上看,“治”与治理水患有关。在《说文解字》中,“治”表示经过治理,水从河道入海的过程。这意味着“治”从古至今都有治理、整顿、处理、使安定的意思。具体看来,“治”表达了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强调治理对象,即存在先在的需要治理的对象,如水患、社会不安定、不平等等;二是强调治理过程,即通过哪些方式、途径和手段进行治理,比如发挥道德或者法律的效用;三是强调治理效应,即突出治理目的,是为了达到某一种状态,如治理是为了社会的安定、和谐、公平、正义,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人具备良好的道德修养,通往幸福生活。王文在论证法治与德治的关联性时,也是从“治”这个字展开的。王文说:“道德和法律虽是人类社会的两种不同调控方式,但它们都源于正义,受正义的引领。”②我们同意法治和德治都是受到正义的引领,因为两种治理方式的目的都是追求正义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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