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勒与康德在“偏好”问题上的分歧

作者:安庞靖 刊名:宜春学院学报 上传者:刘春艳

【摘要】伊曼努尔·康德与马克思·舍勒都提到了“偏好”问题;但二者对于偏好问题的理论差异很大;康德的“偏好”指自然欲望;舍勒的“偏好”指“善的趋向”;舍勒设定的“偏好”概念具有向善和自明的特点;“自明”特点使得偏好无须论证;构成了舍勒理论的基础;从“偏好”概念的差异出发;康德强调意志的自由;而舍勒则提出了情感的先天和绝对性;这两种理论体系都致力于寻求道德的绝对化;但是各有不足;康德实践理性理论的不足是忽视了个体的特点;舍勒的情感秩序体系的缺陷在于缺乏一种形式化的先天制约;

全文阅读

康德的“善”“恶”观念以纯粹理性作为评价标准,而舍勒则将价值级序作为自己理论体系的奠基。由此,康德专注于规则的先行,而舍勒却将自己的理论“奠基”于对于“善”“恶”的“自明”能力。这个区别在“偏好”这个概念的涵义上体现最为明显。但是学界对此没有明确的说明,由此可能导致对于舍勒的理论具有一定的误读。 在实践问题上,康德主要从“义务论”来展开自己的讨论。当义务论的语言表述具有歧义、涉及的范围有出入、或者内容有漏洞时,伦理学的指引却可以起到一种类似于指导原则的作用,使得义务论的内容更为明晰。从康德和舍勒对于“偏好”概念的不同设定出发,可以更为明确二者理论基础的差异。同时还可以思考“义务论”与“伦理学”的特点与互补性。 一、康德与舍勒的“偏好”概念 康德致力于提出一种“义务论”,其所要做的工作是将伦理的内容纳入实践理性的规范形式。康德认为伦理的起点是意识。康德如何将伦理问题整合入理性义务呢?首先,康德将道德伦理问题与理性的目的分离,此时,康德将其理论建立于这样的基础上,他说:“倘若不与目的发生任何关系,人就根本不能作出任何意志规定,因为意志规定不可能没有任何结果,而结果的观念必然能够被接受,虽然不是作为任性的规定根据和在意图中先行的目的,但却是作为它被法则规定为一个目的而产生的结果被接受。”[1](P5)其次,康德所面对的难题将是,如何建立一种德性形而上学的动力。康德于德性论的阐述中,将人们自觉依据道德律令而行动的动力来源认定为是内在德性。康德将任性的质料进行了区分:一种是自由任性,或者称之为伦理目的基础上的意图,这些内容皆为任性的质料。同时自由任性还具有“对象”,即纯粹理性的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客观的、必然的,先天的,是实践理性立法的来源动力。至此,任性目的与反抗它的理性目的,都是在自我的意志之内发生的,这均非来自于外部的强制。需要注意的是,康德在此将“偏好”理解为与欲望相互联结的自然冲动。为了避免偏好的不良影响,康德设定了与任性相对的理性目的作为伦理学的动力。康德的义务论与任性的目的密切相关,因为义务的设定就是以义务作为自我的目的,其目的内容就是自我的约束。 对于舍勒而言,“偏好”是一种价值的奠基物。舍勒认为偏好在康德那里是作为一种“本能冲动”的领域,属于一种混乱的无序。舍勒将“善”看作是意愿行为,是一种对于价值质料更高状态的认识,当我们根据偏好、选择我们自身能够认识到的价值更高状态,我们就实现了“善”。 康德的实践理性原则,是一个主动的意志过程,是指理性将混乱的感性经验进行梳理、聚合而构建为形式化公式。从伦理的形式化看,这种梳理过程,是以理性主动作用于感性经验而构建的义务形式;从行为的主动性看,不具有理性意识指引的自然意向,属于感性的、主观的,不具有伦理客观性。在康德的理论系统内,自明的意欲是不被考虑的,更多提出的是任性自由问题。康德认为,只有在行动之前具有理性意愿的安排和引导,任性的自由才转为实践的理性。 这个过程中缺失了一个环节,即理性实践的发动意欲是什么?也就是说,人们的理性实践一定是自己给自己设定目的,同时这个目的又与义务相符合。那么最初人们的意欲是如何自己设定理性形式,又使得感性经验顺服于这个理性目的的呢?即自我由什么促进自己主动接纳理性的形式作为目的的设定与意欲的整合?康德对此的回答是,道德理性自身来源于“法则”,法则使义务成为动机。[1](P225)构成理性“立法”的两个部分:其一是法则,使得行为成为义务;其二是法则使得义务成为动机。合乎道德的行为就是能够使得自我行为自觉地按照法则行动。同时,法则还承担了动机的作用,此时人们的意欲正是意

参考文献

引证文献

问答

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