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蔽的探究历程与解蔽的路径 ——演进方法论视域下的青年卢卡奇物化理论

作者:乔茂林 刊名: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上传者:张庆利

【摘要】早在《心灵与形式》的文艺理论中;青年卢卡奇就提出了人的总体性完满与现代性遮蔽的问题;而在《小说理论》中则指出;人的总体性完满状态在古希腊时代的世界秩序中曾经得以实现;他最终将重构现存世界秩序的重任交付给作为当代史诗的小说;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青年卢卡奇对小说能否解决这一问题并不抱有真正的信心;但解蔽主体存在困境的渴望又使其不得不做出这种承诺;这就要求研究视角转入青年卢卡奇的思想支援背景;通过梳理出其物化理论生成的逻辑环节;即西美尔的客观文化理论与韦伯资本主义“合理化”思想资源;来揭示青年卢卡奇物化理论演进的正反路径;依此理论;才能够清晰看到青年卢卡奇物化理论的思想结构;即物化社会关系的发现史、生产过程的物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物化、劳动者本身的物化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超越物化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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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并非现成结论,学界将其不同时期文献中关于该问题的论述设定为同质性文本是值得商榷的,在这种非历史的方法论关照下,青年卢卡奇物化理论的演进过程与思想结构的复杂性被遗忘。突破性的研究必须看到,青年卢卡奇物化理论内部的差异性甚至异质性,这不仅表现在不同的著作中,甚至同一部著作如《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也存在着不同文章之间理论层次的区别。青年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客观性仅仅存在于时间性之中,因此,历史性考察这一理论的生成史就成为了该项研究势在必行的方法,从而在宏观思想史语境的关照下,以微观视角考察青年卢卡奇物化理论复杂的生成过程。一、总体性的完满与现代性的遮蔽青年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并非一个现成观点,而是在探究人的现代性遮蔽的原因中一步步建构出来的,这就要求我们历史性地跟读相关文本,解读这一思想的生成过程,理清这一思想演进的关键节点。《心灵与形式》(1910)与《小说理论》(1916)是青年卢卡奇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重要文本,他在其中以探讨文艺的方式提出了深刻的物化问题,即人在现代性境遇中的残缺生存状态,与其相对照的是人在古希腊时期总体性的充盈完满状态,而人的总体性完满状态构成了他的物化理论的思想参照系。青年卢卡奇在《心灵与形式·论说文的本质和形式:致列奥·波普的一封信》中将文学批评(论说文)规定为“一种艺术形式、一种自律和对一个自律的完整的生活的彻底赋形”[1]143,形式的价值在于对实体设定限制,失去了限制该实体将在万物中化为乌有。生命是一个杂乱无章、骚动不安、充满意外的流体,而赋形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在塑造中焕发生命,从而进入包含完整世界的永恒,形式是生命的最高原则。文学批评(论说文)是一种关于本质的判断,那么文学批评家为什么能够具有这种能力呢?青年卢卡奇认为,这奠基于文学与命运的关联性,“所有的作品都用命运关系的象征方法来再现世界:命运的问题在任何地方都取决于形式的问题”[1]128,比如诗从命运中获取它的形式。文学批评(论说文)所要完成的工作就是透过形式窥探命运,批评家的使命就是在形式中瞥见命运,唯有如此,才能深刻地体验到形式不自觉隐藏在形式之内的东西。“这个形式,从生活象征的一个象征沉思中跃出,通过这个体验的力量得到了它自己的生命”[1]129。受华夏文艺理论传统的深刻影响,形式问题在文学界中产生了误读。形式作为青年卢卡奇早期思想的重要问题,对其准确解读必须追溯到其浸润甚深的肇始于古希腊的西方文艺理论传统。在华夏文艺传统里,艺术家的创作必须是基于生活与自然的,舍此无以形成最杰出的作品;而西方文艺理论关于最杰出作品来源的看法恰恰与此相反,即认为生活与自然世界的所有事物都是有缺陷的,都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理念世界的事物被称作为形式,真正的杰出作品必须是对那个理念世界的“直观”,而生活经历对于最杰出的艺术家而言则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体验。因此,我们必须看到,青年卢卡奇继承西方文艺理论中“直观”的认知方式,深刻影响其“总体性”理论。心灵的形式就是指心灵的完满状态,贯穿在《心灵与形式》中的主题就是心灵如何通过对混乱世界的反抗来获得形式,即一种完整的、本真的、系统的、总体性的状态。青年卢卡奇以诗的思想与高度个体性的语言描绘了现代性的混乱,“上帝必须离开这个舞台,但已经留下了一位观众,即悲剧时代降临的历史可能性。因为自然和命运从来没有沦落到令人恐怖的丧失灵魂的地步,因为人的灵魂从来没有沦落到在彻底孤独地行走在被遗弃的路上,因为我们能够再次期望的是所有遮蔽秩序前的阴影都消散不见”[2]。青年卢卡奇认为,人在现代性之中丧失了生存的意义,生命充满了残缺,生活从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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