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语用学研究综论——兼论汉语形式语用学研究的发展思路

资源类型:pdf 资源大小:212.00KB 文档分类:语言、文字 上传者:王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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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根辉  金鐘讚 

【关键词】形式语用学 汉语形式语用学 形式化 语用推理 

【出版日期】2005-03-30

【摘要】语用学研究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而逻辑方法的渐趋成熟为建立形式语用学奠定了基础。国外对形式语用学的探讨为我们开展面向汉语的形式语用学研究提供了参考。文章全面介绍了形式语用学的起源、发展和现状,给出了形式语用学的定义,评述了国内在形式语用学研究方面的工作,并集中讨论了面向汉语的形式语用学研究的总体发展思路。

【刊名】语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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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Morris提出符号学“三分说”以来,语用学研究从哲学领域进入语言学领域,前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作为语言学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语用学也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并已取得了重要成果。学科的交融淡化了学科之间的界限,在语用学领域,逻辑方法的渐趋成熟和广泛应用推动了语用的形式化研究,促成了形式语用学的诞生。目前在国外,形式语用学研究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国内,最近几年也有学者表现出对这项研究的浓厚兴趣。本文全面介绍了形式语用学的起源、发展和研究现状,讨论了形式语用学的定义,并对近几年国内形式语用学的研究状况做了总结和评述,最后重点探讨了汉语形式语用学研究的发展思路。一形式语用学的起源和定义形式语用学(Formal Pragmatics)起源于哲学和逻辑学领域。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数理逻辑学家Montague在“Pragmatics”和“Pragmatics and Intensional Logic”两篇著名论文中,首次对语言理解过程中的语用推理作了初步的形式化描述,开语用形式化研究之先河[1,2]。而第一个使用“形式语用学”这一术语的,是编辑Montague文集Formal Philosophy的学者Thomason[3]P65。此后,Gazdar从数学符号的优势讨论了语用形式化研究的重要性[4];Segerdahl在书中专门讨论了形式语用学问题,并对Gazdar的观点进行了初步评述[5];Kadmon则出版了第一部以“形式语用学”(Formal Pragmatics)命名的专著[6]。尽管形式语用学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但对于如何给“形式语用学”下一个严格而科学的定义,却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Thomason仅在讨论语用学问题时使用了一次这个术语[3]。Segerdahl在书中专列一节讨论形式语用学问题,但分析得不够深入,也没有给出定义[5]。至于Kadmon的专著,正如该书“引言”中指出的,作者所关注的是自然语言中介于语义学与语用学边界之间的问题的形式化分析,因此该书尽管是以“形式语用学”命名,实际上也没有对“形式语用学”的定义展开讨论,甚至在其附录“索引词表(Index)”中也没有列出这一术语[6]。在国内,吕公礼对形式语用学研究做了一番理论探讨,认为“形式语用学是以语用为研究对象的一种形式化理论形态”,“包含着理论主体的语用学取向和形式化系统的选择”[7]。对于这样一种极为抽象的概括,作者也没有展开更详细的讨论。由于形式语用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科学,现在仍处于草创阶段,其研究题材涉猎甚广,研究思路也灵活多样,对形式语用学进行严格的界定还为时过早,但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努力,其基本的研究态势已现雏形。根据目前的研究状况,我们初步给出形式语用学的描述性定义:形式语用学是应用现代数学方法和逻辑手段对语用学中的非形式化概念和语用推理进行形式化描述和分析的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较之语用学本体研究,它更关注语用推理论证的科学性和逻辑的严密性,其最终目标是构建严格意义上的形式化模型,以便为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科学实现自然语言理解和机器智能提供有效的途径和方法。这个定义表明,形式语用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其研究对象是语用学中的各种语用论题,包括语境、指示语、预设、言语行为、会话含意、语用推理等等,研究手段是现代数学工具和现代逻辑方法,研究的目的是建立可用于计算机处理的形式化模型。当然,这个定义并不是最后的定论,随着形式语用学研究逐渐走向成熟,其理论基础将渐趋深厚,研究范围将更为明确,研究手段将更加先进,对形式语用学的界定也将更加科学。二形式语用学发展概况2.1相关领域对语用形式化问题的探索在作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发展起来之前,语用的形式化问题已在相关的学科领域引起了广泛的重视。Kamp把上下文(Context)对句子意义的影响引入话语表述理论(DRT)中[8];Krahmer在DRT基础上,提出了预设话语表述理论(Presuppositional DRT)的形式化模型[9]。Barwise和Perry在情境语义学理论(SS)中,对说话时的语境概念进行了形式化处理的尝试[10]。Gabbay和Kempson在关于自然语言理解的加标演绎系统(LDSNL)中建立了关于话语解释的语用推理模型[11]。McCafferty与Welker从计算语言学角度对会话含意(Implicature)的语用推理进行了形式化处理[12][13],Bunt和Black则探讨了语境(Context)、会话分析(DialogueAnalysis)、话语焦点(Discourse Focus)、言语行为理论(SpeechAct Theory)等各种语用问题的形式化处理方法[14]。这些研究涉及形式语义学、逻辑学、计算语言学、人工智能等领域,并且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由于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相互之间缺乏对话和交流,因而难以形成体系,只能对一部分语用现象进行局部和非穷尽式的处理。要全面系统地考察语用现象的形式化问题,有赖于形式语用学独立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2.2形式语用学相对迟缓的起步相对于形式语法(或称形式句法学)和形式语义学而言,形式语用学的发展相对滞后。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语用学研究本身的发展影响。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Chomsky的形式语法理论掀起了自然语言句法分析走向形式化的一场革命,不仅在语言研究中获得极大成功,同时也大大推动了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七八十年代,以著名的Montague语义学(Montague Semantics,简称MS)为发端,先后产生了广义量词理论(Generalized Quantifier Theory,GQT)、话语表述理论(DiscourseRepresentation Theory,DRT)、情境语义学(Situational Semantics,SS)、动态语义学(Dynamic Semantics)、类型-逻辑语法(Type-Logical Grammar)以及关于自然语言理解的加标演绎系统(Labelled DeductiveSystems for 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LDSNL)等各种形式语义学理论。这些理论不仅为语义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也成了语言学、哲学、数学、逻辑学、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研究的交汇点。然而语用学取得在语言学中的独立地位,仅仅是二三十年之内的事情,语用的形式化研究也只是在此之后才可能引起语用学家的关注。第二是形式化研究手段发展的制约。形式化研究必然以数学和逻辑方法为主要手段,早期的一阶谓词逻辑系统虽然严密,但只适合于描述陈述语句的蕴涵关系;语用现象丰富而复杂,不可能在这样的逻辑系统中得到完整的刻画。语用的形式化需要更加完备、发达的处理手段,最近一二十年各种逻辑系统的研究不断取得突破,为语用的形式化分析创造了条件。第三则是语用学家自身知识的局限。尽管他们可能掌握了丰富的语用学理论,并对各种语用现象有着深刻的理解,但不可否认绝大多数语用学家并没能掌握必备的数学知识,也不具备哪怕是较高的逻辑学素养;更不用说精通某些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了。学科的交融要求语用学家应同时掌握必要的形式化分析方法。随着形式逻辑的不断发展,非标准逻辑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语言学家开始尝试运用各种现代逻辑系统描述自然语言现象,内涵逻辑(Intensional Logic)、时态逻辑(Temporal Logic)、模态逻辑(ModalLogic)、概率逻辑(Probability Logic)、缺省逻辑(Default Logic)、行为逻辑(Action Logic)等均被用来对语义现象进行形式刻画,并且取得了重要成果。而在语用学领域,只有少数学者对语用现象的形式化处理进行了尝试,虽然也已取得不少成就,但是作为一门科学,形式语用学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和深刻性,因而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2.3国外形式语用学研究现状Montague把形式语义学理论延伸到语用学领域,开辟了语用形式化研究的新方向;Searle、Vanderveke、Roberts和Kadmon等人以言语行为理论、预设和语用推理等为理论基础进行的语用形式化探讨,则不断把语用学推向形式化研究的前沿。Montague把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都看作数学的分支,并用元数学(meta-mathematics)中研究形式语言的方法和技术研究自然语言。他提出了著名的英语量化特定处理系统(The Proper Treatment ofQuantification,PTQ系统),用数理逻辑方法描述了英语中部分语句的语义,开创了用严格的数学方法研究自然语言语义的新局面。这种思想延伸到语用学领域,就是用内涵逻辑对指示语(Indexical)进行的形式化描述[15]。在Montague的高阶模态逻辑系统里,人物、时间、地点等都是可能世界,它们的指示用法依赖于具体语境,并通过函数(function)来表达和获得解释[1]。函数的输入参数为“可能世界—时间”的索引,输出结果为有关表达式的外延值。在具体时、空条件下求出的函数值就是函数的特指语义。Montague用数学方法研究自然语言的独特视角使他的语义学理论和语用形式化处理模型在语言分析和计算机科学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这种理论过分强调分析过程的数学化处理,而忽视了自然语言中其他因素的影响,因而在形式化处理的具体应用中存在很大的局限。继Montague之后,Searle和Vanderveke从另一角度探讨了语用形式化问题[16]。他们运用语言分析的方法发展了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建立了言语行为理论的逻辑分析系统“语用逻辑”(IllocutionaryLogic)。该系统确立了简单的语用行为语句表达式F(P),以及以F(P)为基础构成的各种复杂的语用行为语句表达式,揭示了语用逻辑命题联结词的一些特征,并用模态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各种命题和语句特征,为语用逻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但是Searle和Vanderveke最终所给出的只是一个语言分析系统,而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逻辑系统,更不是一个形式化的逻辑系统(参看蔡曙山[17])。蔡曙山对Searle和Vanderveke的工作进行了改进,提出了一种语用逻辑的形式公理系统,对此下文将作进一步讨论[17]。Roberts的研究视角又有所不同,他以篇章语用学为基础,探讨了话语信息结构的形式化问题[18]。在Roberts看来,信息结构在人类话语(discourse)中具有普遍性,它并不依赖于特定的句法结构或特定语言中的规约用法;谈话的目标是实现会话双方关于现实世界状态信息的最大一致,并通过由“问-答”语句序列构成的一系列步骤来实现。基于这样的观点,Roberts扩展了Stalnaker关于可能世界的语境理论[19],定义了话语的信息结构;借助人工智能中的规划(planning)和堆栈(stack)技术,刻画了“问-答”语句序列推进所带来的信息叠加的变化。Roberts希望在其他语言中运用类似的方法能对其他类型的语言信息进行编码,或运用不同的方法能够达到相同的目的,但他在文中主要是用信息结构理论来解释具有很强的语言特殊性(language-specific)的语用现象,如英语中的韵律焦点(prosodic focus)、对比焦点(contrastive focus)等问题。要运用具有特殊性的方法来分析和处理其他语言中的不同现象,并达到理想的效果,还需要做大量的改进工作,而Roberts本人在这方面没有更深入的研究。另一个致力于形式语用学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的是以色列学者Nirit Kadmon,其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专著“Formal Pragmatics”中[6]。Kadmon采用一种宽泛的视点看待语用形式化问题,她既没有给出形式语用学的定义及其研究范围,也没有明确划定语义学与语用学之间的界限,而是着重探讨了语义学与语用学边界地带的一些论题(border-line cases),如预设和焦点。作者首先介绍了她对名词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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