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词中文化意象的互文性及其英译

作者:朱小双;张景华 刊名: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上传者:张利敏

【摘要】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文化意象随处可见。翻译和阅读这些经典诗词需要很强的互文性鉴赏力。同时,互文性的使用也给诗歌翻译提供了新的灵感。在翻译过程中,有的译者因对文化意象考虑不够,没有将其恰当地体现或简单将其删除,就不能完整地传递原语文化的完整性和自主性,造成文化意象的缺失。以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文化意象为研究对象,提出译者首先要通过语境分析确定一个词是不是具有文化意象,然后根据不同的文化背景,确定某一文化意象在两种语言中引起的联想及独特的感情评价,最后精心地选择翻译策略,可采用直译,意译及替换等翻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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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一词既是一个美术学术语,又是一个文学术语,在古今中外的文论和译论中被频繁地使用。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意象说萌生于先秦。《周易》中有“圣人立象以尽意”之说。“独造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意象的概念运用到文艺美学中。意象是“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图景和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能使读者通过想象和联想,如身临其境,在情感上受到感染。”[1]文化意象是记录文化的语言符号,各民族智慧和历史文化的精华。在各个民族悠久的历史中,它们在人们的语言和文学艺术作品里不断地出现,慢慢地就形成了一种文化符号,并具有特定的文化含义,能引起人们丰富的,意义深远的联想。文化意象有多种表现形式,在《译介学》中,谢天振提到文化意象可以是“一种植物,实有或传说中的飞禽或走兽,一句成语,谚语,一则典故或某个形容性词语中的形象或喻体,甚至可以是某个数字。”[2]181“言在此而意在彼,言有尽而意无穷”,诗歌通常形式简短但寓意深刻,在不同民族中都被看成是可涵盖一切文艺形式的最高的艺术审美形式。特别是中国的古典诗歌,因其多种多样的文化意象,可谓将这一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时,这些文化意象还负载着极为强烈的文化意义,相当大一部分与本民族的传说、典故、比喻、成语、谚语和风俗习惯等等有密切的联系,能够唤起本民族的文化群体中人们非常强烈的文化认同,对他们来说,联想意义与意象本身融为一体,与本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具有很强的互文性。如“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中的“扬州”就不仅仅是个地名,它还是一个文化意象。“在中国古代文人墨客的笔下‘扬州’不是个简单的地名,它不仅代表一个风光旖旎的风景地,一个城市名,在古代中国文化这样一个上下文中,它更代表了一个古代中国文人所向往的享乐去处,一个令他们销魂的所在。”[2]111“扬州”这一文化意象就屡屡出现在中国古代的多首诗词中。在翻译过程中,有的译者因对文化意象考虑不够,没有将其恰当地体现或简单将其删除,就不能完整地传递原语文化的完整性和自主性,造成文化意象的缺失。在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过程中,翻译者首先要通过分析文化语境来确定一个词是不是具有文化意象,然后根据不同的文化背景,确定某一文化意象在两种语言中引起的联想及独特的感情评价,最后精心地选择翻译策略,可采用直译,意译及替换等翻译方法。一文化意象的互文性及其可译性文化意象,也可称之为文化语境(culturecontext),隐含着深邃复杂的文化意义,是民族文化长期积累的产物。由于人类经验的普遍性,文化意象可以蔓延到文化母体的多个方面,并能以它独特的文化特征吸引和渗透其他文化母体。因此,文化意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互文性”。1.文化意象的互文性“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又称“文本间性”,1967年法国后结构主义文论家朱丽亚克里斯蒂娃提出最初了这一概念。她认为:“任何文本的构成都仿佛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些文本的吸收和转换。我们把产生在同一个文本内部的这种文本互动作用叫做‘互文性’”。[3]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巴特进一步深化了互文性理论,提出了在文学研究中的文本理论。他认为“文本”产生于读者与文字之间,不是一个概念,是跨学科且多主体性的,是“过去引文的新织体”。继而他提出“互文指涉”的概念,认为“互文指涉”包含文化内涵和知识结构,文学领域并不存在某一作者的独创文本,任何文本都是包含众多文本的交织。这一阐释奠定了互文性理论的坚实基础。英国翻译理论家哈特姆和梅森将互文性理论正式引入了翻译理论中。在他们看来,一个文本不但依赖已有的相关的文本,而且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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