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巴别塔:巴赫金的诗学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凌建侯教授访谈

作者:凌建侯;邹赞 刊名:社会科学家 上传者:毛一梅

【摘要】中国巴赫金研究自80年代始,不止译著丰富,各类关于巴赫金理论的研究成果亦蔚为大观。凌建侯教授一方面从纵向上以阶段的方式明确了中国巴赫金研究的历程及经典化到本土化的必然,一方面从横向上阐释巴赫金"对话"、"狂欢"、"独白"、"话语"四个范畴,同时从哲学、文艺的角度探索"反"独白论。并针对欧美学界关于巴赫金狂欢理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巴赫金狂欢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巴赫金有关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的解读及对中国学界实践的影响等进行了学理性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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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赞(以下简称“邹”):我们知道,巴赫金研究曾经作为俄苏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引入中国,并迅速成为人文社科学界的热点关注领域,甚至延伸出一种“巴赫金学”。尽管巴赫金研究的世界性热潮已然退却,但巴赫金的“复调”、“对话”和“狂欢”理论仍然为学界广泛援引,某种意义上说成为研究文体学、小说理论、大众文化的“常识性”思想资源。作为巴赫金研究在中国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您潜心钻研过巴赫金的文论思想,尤其是这种文论思想同其深层次的哲学思想之间的关联,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巴赫金理论在中国的译介情况?凌建侯(以下简称“凌”):中国的巴赫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与西方相比,起步较晚,而且最初的接触,借助了两个媒介:英语和/或法语;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早提到巴赫金名字的,据钱中文先生讲,是钱钟书先生,而巴赫金进入俄语学者的视野,则缘于他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此书涉及很多问题,着重阐明什么是“复调小说”,提出“独白小说”范畴,追溯体裁的“狂欢文化”渊源,揭示作者与主人公的“对话交往”,分析话语的对话关系,令人耳目一新,不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是否具有这些特征,巴赫金都不能不引起陀学界的重视。从这两个角度着手,应该可以厘清中国巴赫金研究的历程,包括翻译进程。对西方巴赫金研究论著的译介,虽然晚于俄语的翻译,但贵在译力强大,涉面宽广,经常有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论题,对我们拓展巴赫金研究的范围,洞见其思想的深度与广度,提供了很大的启发,如译文《卢卡奇、巴赫金与小说社会学》、《巴赫金,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形式主义与超越》、《俄国形式主义与巴赫金的历史诗学》、《巴赫金的对话诗学》、《我者自述之巴赫金视角观照下的叙事身份》、《人与人际关系米哈依尔巴赫金》、《对话与独白:巴赫金与雅各布森》等;有些西方学者的文章是通过俄文转译的,如《一个翻译家心目中的英语世界百年巴赫金》、《德国视野中的巴赫金》、《巴赫金在法国》等,有趣的是一位俄国史学家的文章《巴赫金及其狂欢理论》,收录在《搞笑幽默文化史》集子里,是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的;还有与巴赫金思想相关的译文,譬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美学遗产》、《现代视野中的电影理论》、《电影与符号学》、《关于建构诗歌叙事学的设想》、《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维亚伊万诺夫的四维阐释学》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美国学者写的传记《米哈伊尔巴赫金》,其中译本对巴赫金在中国的传播,意义重大。我就是阅读了这本书,确立了研究巴赫金的志向。译著还有《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巴赫金:对话与狂欢》,而《巴赫金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本陀学专著,但“多多少少使用巴赫金的方式”,即“巴赫金思想的主要问题”来探讨陀氏创作,对于“说着不太正确的语言,然而却是极富挑战性”[1]的巴赫金现象,有赞同,有批判,有吸收,有坚守,吸收的是巴赫金的问题意识,坚守的是陀学界长期以来的通行做法,即重艺术解读而轻理论阐释,而这也正是文艺学的两大研究领域文学史与文学理论的分野。中国俄语界的巴赫金研究,因为拥有懂俄语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翻译首当其冲占据了重要地位,特别是钱中文主编的中文版《巴赫金全集》(6卷,1998年初版;7卷,2009年增补修订版),在中国学术界反响很大,影响深远。当然,巴赫金的个别论著先于全集已经翻译出版,如国内第一篇译文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和评论界对它的阐述》,这是论陀氏一书的第1章,80年代晚期译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与《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的第1章,1996年出版了早期哲学-美学论著《巴赫金文论选》,而著作权“有争议的文本”,如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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