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礼”与“情”对《诗经·国风》思想内容的影响

作者:丁丽 刊名: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上传者:王瑛

【摘要】《诗经》对中国思想文化风貌的形成具有极大影响,《诗经.国风》是先民物质精神文化生活的鲜活记录,对其思想内容的解读也因此具有重大的意义。儒学宣扬的"礼"与人固有的"情"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存在矛盾与冲突,这种冲突对诗经思想内容的嬗变起重要作用。结合各组国风的地方性特色,"礼"与"情"的对峙对先民思想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最终形成整部作品兼容并包的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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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东润曾说:“吾国文学导源于诗三百五篇,不知诗三百五篇者,不足与言吾国文学之流变。”[1]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第一座高峰,《诗经》不仅是我国传统文学艺术的武库,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之渊薮。其中《诗经国风》凡160篇,以地缘划分为十五国风,是先民物质精神文化生活的鲜活记录。通过对《诗经国风》思想内容的解读,今人不仅可以考察我国文学思想的发展,更能在某种意义上管窥国人思想的源流与未来。一、诗与礼的结合:先贤编诗,孔子论诗《诗经》这部作品流传千年,历尽沧桑,与后世相隔时代太长,其思想内涵难以为后人轻易体悟。单从作品名称来看,现存《诗经》首先是一部儒家经典,要探究作品的思想主旨,就不能脱离儒学对《诗经》的影响。由于《诗经》是当时文明开化地区的诗歌总集,又有了编诗之说,因此,它的作者实际上有两类人,一为各篇章的原作者,二为编诗者。关于原作者,学界尚存争议,但朱东润先生在《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这篇论文中,一反流俗,立足文本,逐篇考证全部160篇国风,确定为贵族士大夫所作的有80篇,实际上驳斥了国风出自民间论。关于《诗经》的编订者,司马迁认为是孔子,朱熹也赞同此说。清人方玉润对“孔子删诗说”持有不同意见,并提出了有力的质疑:“且孔子未生之前,《三百》之编已旧,孔子既生而后,《三百》之名未更。吴公子季札来鲁观乐,《诗》之编次悉与今同,其时孔子年甫八岁。”[2]一个八岁的稚童当然不可能编诗,方氏在以史论驳斥了“孔子编诗说”的同时,更近一步提出了“乐官编诗说”。为此,《诗经》的形成是一个不断编订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编订《诗经》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统治阶级了解民风民俗,推行王道教化,巩固阶级统治。孔子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一个人若要形成优良的思想品格,获得普遍的社会认同,达到生命的完美境界就必须要通过研习《诗经》启发心智,蒙受德化,进而以周礼作为自己日常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善于克制自己的欲念,不断反省自己的言行,才能获得精神上的极度愉悦,最终达到人格上的至善至美。时至今日,后人研习《诗经》都深受孔子论诗的影响。在《诗经》的文学功用上,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以毛公为代表的汉儒与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分别把孔子的观点加以生发,以“思无邪”作为出发点,阐发《诗经》的思想主旨,从而形成了“刺诗说”与“淫诗说”这两种在《诗经》接受史上极具影响力的流派。孔子对《国风》的每一部分都有着鲜明的鉴赏态度,如:“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阳货》)因《周南》、《召南》正面歌颂了文王之世王道德化的理想社会与周公辅政制礼作乐的历史功绩,故而他极其推重二南;又因《郑风》、《卫风》反面佐证了大争之世礼崩乐坏的社会现状与周室东迁王道衰微的历史潮流,所以他对郑卫古风持批判态度。孔子以对“礼”的态度为评价基准,对国风做出了上述评价,朱熹深受影响,他直言二南为“正经”,郑卫为“淫诗”。由此可见,始于孔子,下及朱子,“礼”一直是《诗经国风》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讨论国风的思想内容,不能回避“礼”的影响。二、情与礼的平衡: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本文所说的“礼”指的是“周礼”,周礼据说为周公所制,《礼记明堂位》中记载:“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3]周礼的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周礼指三礼中所记载的如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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