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楚辞”模式化的原因及影响

作者:孙歌 刊名: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上传者:袁晓文

【摘要】"楚辞"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源头之一,内蕴丰厚,质实思精。这个源头不是混沌一体的,而是有模式可循的。种种模式咸出于屈原之辞,如飞鸟模式、香草美人模式、车子先导模式、对话模式等。这些模式经过屈原的细心加工和热情歌唱,成为其后历代文人创作的经典效仿对象。"楚辞"并不是死板僵化的模式,而是有着恒久研究价值的经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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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与《楚辞》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大源头。所谓“源头”就是指它们蕴含了许多可供后人借鉴学习的文化特质和精神意义。我们之所以能够从后世历代的经典作品中频频窥见它们的影子,正是由于作为“源头”的它们具有鲜明的、独特的、可以让人按图索骥、效仿取经的模式化特点。一种文学体裁有一种文学体裁的特点,一种文学题材有一种文学题材的特点,一个作家有一个作家的风格特点,这些特点实际上就是一种模式,它可以是结构模式,也可以是内容模式,更进一步还可以说是思维创作模式。有了模式便有了特色,也更容易让人接受和学习。本文以《楚辞》为例来进行分析,探寻其中所具有的模式到底是如何光耀千古,感动后人的。一、《楚辞》模式化的原因《楚辞》中的主体创作出自一代宗师屈原之手,楚国贵族有屈、景、昭三大姓,屈原正是屈姓族里的人。他因为是贵族出身,所以有机会在宫廷里供职。他是一个出色而为人所嫉妒的人物,一生为理想奋斗着、煎熬着、歌唱着,一生几乎就是一个诗篇。他向往真理,歌颂光明,憎恶妥协,仇视黑暗,“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1]!屈原曾得到楚怀王的赏识,还一度是国家的重臣,但好景不长,他的才华横溢招来不少政敌的嫉妒。他被一个叫做靳尚的上官大夫视为死敌。这靳尚正是楚国贵族政治集团中的人物,他走的是怀王少子子兰的门路。这一派走的是苟且偷安的路线,他们生活淫靡,只顾享乐一时,甘心向强秦屈服;另一派是发愤图强的路线,也就是以楚国为首,联合齐魏燕赵韩,结成一个“从约”阵营,以与强秦较量一下,屈原便是这一派里最坚定的一个人物。他的才干和激情曾对怀王的思想起了影响,可就在他二十三岁那年[2],他终于被贵族政治集团所馋谤,怀王开始不再信任他。在这尖锐的斗争中,他不得不暂时离开宫廷出走,他那少年气盛与满腔的热情变成了悲痛与愤怒。屈原不但要与贵族政治集团的腐朽势力斗争,而且要与自己思想里脆弱的一面斗争,《离骚》通篇都在这样的斗争之中。屈原既不为世俗所容乃漫游于天神之间,然而当朝日东升的时候,他又看见了楚的旧乡,连自己的马都不肯走了,“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屈原最终还是不忍离去,因为他对政治理想的执着,因为他以自己的身份为豪,因为他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因为他对楚国的热爱。屈原的政治身份,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创作模式是一种思维模式,他不管怎么说,怎么写,怎么表情达意,都离不开他那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深沉的责任感。屈原擅长写忧虑愁思这种心理活动,他把一种意思颠过来倒过去反复诉说,让人想见其内心的痛苦挣扎,通观屈原的这些作品中对心理活动的描写,可以感到作者仿佛把自己变成了“套中人”。他的发愤抒情,抑郁苦闷都围绕着“待君明己君昏己忧愤起欲离离而不忍归来继忧忧思罔极”。他“跳来跳去”都跳不出“忧愁”的套子,但是这种“忧”并不是“无病呻吟”,屈原是真的打心眼里放不下君主,放不下楚国,放不下他的理想和抱负。因为放不下,所以忧愁才会在心底里缠绻徘徊,故读屈赋总能让人感到似乎是篇篇不离忧。可见,政治性的诗人,尤其是责任感强烈的政治性诗人,他们的创作是“三句不离本行”的,因为他的整个人生都与自己的地位、职责、理想息息相关,俗话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如此这般,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也是情理之中的。所以我们不必苦于屈原的忧愁烦闷,要理解他内心的挣扎。他不像“日常化”的诗人,如陶渊明,不委身于政治,还可以流连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生活,随性而发为诗文,所以少规律性,找模式困难;他也不像杜甫,杜甫的诗也有不少模式可寻,但杜诗大多是“就事而说”,故千变万化,多在词汇上显现,如老杜喜用表现“大”的词汇,鲲鹏、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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