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的多样化、专业化对京津冀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作者:周国富;叶亚珂;彭星 刊名:城市问题 上传者:李惠

【摘要】分析了产业的多样化和专业化对区域市场一体化的作用机制,利用相对价格方差度量了京津冀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并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产业的相关多样化、无关多样化和专业化对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京津冀的产业多样化更突出地表现为无关多样化,且专业化水平较低;产业的相关多样化有利于市场向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无关多样化则对市场一体化有明显的阻碍作用;专业化对市场一体化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京津冀产业的无关多样化和低水平专业化已对其市场一体化进程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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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4 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被正式确定为重大国家战略。然而,回溯历史,早在1986 年就曾成立了以天津为主的环渤海地区经济市长联席会,1988 年又以北京为中心成立了环京经济协作区[1],2004年,京津冀还就推进一体化达成了“廊坊共识”。然而,近30 年过去之后,京津冀一体化依旧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经济增长一直不如长三角和珠三角那样充满活力。对此,人们不禁要问,京津冀一体化进展缓慢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怎样才能走出一条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相互融合的协同发展的路子? 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迄今为止,对“京津冀一体化进展缓慢的症结”依旧存在较大的分歧。 市场一体化是区域一体化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实现区域一体化,应首先实现市场一体化,而一个区域产业的专业化或多样化集聚模式则可能对该区域的市场一体化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本研究从京津冀特殊的产业集聚模式切入,揭示其对京津冀市场一体化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以期为加快推进京津冀市场一体化,进而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二文献综述 1. 关于京津冀一体化的相关研究 关于京津冀一体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京津冀一体化进展缓慢的定性分析;二是关于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的量化研究。 关于前者,也就是京津冀一体化进展缓慢的原因,这方面的文献有很多。魏然和李国梁认为,京津冀三地原本就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这导致了区域内部的资源主要表现为从河北向京津的单向流动,“极化”现象明显,从而加剧了京津两地与河北之间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三地产业对接难度大,难以形成配套的产业链,阻碍了三地一体化的发展[2]。周立群和夏良科认为,京津冀区域内市场不统一,资源的流动受非市场因素制约,制约了区域一体化的进展[3]。崔东初和宋之杰认为,京津冀长期的行政分离使得该区域既没有绝对主管行政部门的统领,也没有核心地区统领区域内产业的凝聚,各地受其自身行政目标、经济发展水平、思想观念及“分灶吃饭”财税体制的影响,缺少磨合与协作,缺乏统一的规划,导致重复建设严重。此外,京津冀在吸引外资方面也存在着差异,京津两地吸引了更多的外资,以致在累积效应的作用下三地间的差距日渐拉大[4]。类似地,祝尔娟等学者也认为,市场发育滞后、合作意识不强、协调机制缺乏等是导致京津冀一体化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5]。 关于后者,也就是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的量化研究,这方面的文献截至目前还很少。桂琦寒等、陈红霞和李国平、盛斌和毛其淋等基于“冰山成本”模型的思想,通过对“一价定律”加以修正,从地区间价格水平差异的变化趋势角度,对区域市场一体化进程进行了实证研究和综合评价[6 - 8]。周立群和夏良科则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水平进行了测度与比较[3]。 2. 关于产业集聚模式的相关研究 一般认为,产业集聚有两种模式: 一是地方化经济,二是城市化经济。马歇尔( Marshall) 最早指出,同一产业的企业在某个地区集聚所形成的专业化能够带来劳动力市场和中间投入品的规模效应,也有利于信息交换和技术扩散,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9]。马歇尔的这一思想后来被阿罗( Arrow) 和罗默( Romer) 模型化,用以解释知识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因此也被学术界称为MAR外部性。雅各布斯( Jacobs) 则认为,重要的知识溢出往往来自于产业之外,互补知识在产业间的交换能够促进创新搜寻,大量多样化产业在地域上的集聚比同一产业的集聚更能带动经济的增长[10]。随着集聚经济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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