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不见睫:论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哈佛特色

作者:苏和; 刊名:汉语言文学研究 上传者:王伟

【摘要】<正>我不得不承认,当李浴洋先生邀请我参加关于《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下简称《新编文学史》)的笔谈时,虽然我是《新编文学史》英文版的主编助理,我却几乎都没认出书名。在编辑《新编文学史》过程中,我们一般把这本书称为《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位中国读者也许对于删去这两个字不以为意;他也许会把这本书看作一本海外中国现代文学史,或者王德威教授的文学史,甚至于"夏志清—王德威"传统的文学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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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得不承认,当李浴洋先生邀请我参加关于《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下简称《新编文学史》)的笔谈时,虽然我是《新编文学史》英文版的主编助理,我却几乎都没认出书名。在编辑《新编文学史》过程中,我们一般把这本书称为《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位中国读者也许对于删去这两个字不以为意;他也许会把这本书看作一本海外中国现代文学史,或者王德威教授的文学史,甚至于“夏志清—王德威”传统的文学史(在我看来这并不完全准确,我下文会略作解释)。与此相反,对我们编辑而言(尤其是作为非华人的编辑),《新编文学史》的哈佛背景是非常紧要的。我们理想的读者是我们做比较文学的同事,以及受过美国大学教育的美国普通读者;我们在编辑过程中反复讨论的问题是:“《纽约书评》的读者会理解吗?我们在比较文学系的教授丹姆洛什(David Damrosch)会怎么看?”另外,美国大学环境也在各个方面潜移默化地影响这本书的编辑。基于上述考虑,我会在本文中概括美国大学的文学研究的一些重要发展,借以探讨对《新编文学史》有影响的几个要点。我希望我的论述会有助于理解《新编文学史》的哈佛特色。最彻底的有关美国大学文学研究的历史,见于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英文教授格拉夫(Gerald Graff)的《教授文学》(Professing Litera-ture)。(1)格拉夫的论述始于19世纪中期。美国的大学原本是为了训练神职人员而建立的。及至19世纪末,美国大学课程主要涵盖古希腊文、拉丁文(他们只是学习语言,对于语言学习涉及的作品的内容或主题却并不加以讨论)、修辞与演说艺术,课程中不包括科学,更谈不上现代文学。学习现代语言被大部分19世纪的受过教育的美国 人视为一种闲时爱好。在他们看来,一个绅士为了欣赏文学并不需要专业训练,因此,文学并不适合于大学的课程。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大学由于落后的教育思想在19世纪中期陷入危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怀疑大学教育对他们所面对的现代世界是否有任何价值。这个危机引发了美国大学大规模的改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1876年建立,开启了美国大学向德国研究型大学模式转变的趋势。新型美国大学的课程包括科学与现代语言,以及现代文学。旧式大学教育的理想教授是一位具有智慧的文人;而新型大学的理想教授则是通过严格的研究追求知识的学者。为了证明专业文学训练的必要,新型大学的文学学者的学术方法越来越科学化,他们的研究也越来越专业化。根据格拉夫的分析,美国的文学研究从19世纪末的改革以来,经过了一种辩证的进化。在老式大学的教授与作为他们传承者的“评论家”(critic)看来,文学学者的研究等于细致入微的考证,这种研究与现实世界没有直接的关联。反过来说,在新型大学的学者们看来,“评论家”的观点则过于主观化,没有任何科学基础。而学者派最终取得了胜利。引用格拉夫的概括,评论家派固然对于研究制度有头头是道的批评,他们却无法建立一个理论框架;而学者恰恰相反,他们能够提供一套明确的研究方法,他们符合20世纪初新型大学的基本理念,即科学化。这些新型文学教授的理论框架最初一般是语文学;到了20世纪初,占优势的理论框架则变成文学史。对美国的文学研究最有影响的文学史作者是法国的依波利特·阿道尔夫·丹纳(Hippolyte AdolpheTaine,1828-1893)。在他的《英国文学史》里,丹纳 主张每一种文学形式都是“民族、环境与情势”的自然结果。他也认为,学者能够用严谨的科学方法来分析这三个因素,并且预见何种文学形式会从这些因素的某一种组合中出现。丹纳把一部作品看作一块化石,作品的重要性在于这是一个著名人物或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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