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悬命:哀牢山腹地的祭文、互助与地域共同体

作者:熊开万;桂胜; 刊名:凯里学院学报 上传者:陈系玉

【摘要】生死相恤、守望相助是传统中国社会互助的核心精神。作为丧葬仪式中祭吊死者的文书——祭文充分体现民间的互助情感,基于164份哀牢山腹地民间祭文的分析,讨论祭文文本生产与哀牢山腹地各族民间互助的文化传统、历史逻辑与作用空间,分析了哀牢山腹地各族地域共同体的形成并规范了地域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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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土社会重建的基础与重建乡土的资源开启中国近代民智与思想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竞争与合作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凡是把竞争与互助的实践发挥到最大限度的物种,必定是最昌盛、最能不断进步的。[1]严复作为近代中国启蒙知识分子,翻译《天演论》《群学肄言》,同样认为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受到天演规律的支配,竞争与互助是社会进化的重要因素。随后梁启超倡导《新民说》,指出中华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诸多精神,如“合群、生利的能力”,因此需要建立新的道德观。[2]而五四运动以来中华民族文化精英的努力,几乎都围绕着“启蒙”民智展开。中国农民间的互助与参与公共事务的话题一直吸引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切关注。近代以来屡次革命与社会改良的重心,几乎都放置到改变农民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完善村落的公共建设与文化建设、增进农民的福祉之上。从梁启超先生批评中国人“私德”太甚到孙中山先生“一盘散沙”的概括,中国农村的近现代化道路无一例外地体现为打破“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自私自利,通过合作化或公社化的方式引导农村走向富裕与富强。从早期维新派到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积极推动以国家文化构建为目标的农村互助运动,这些运动包括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华洋义赈派的合作运动以及阎锡山的“土地共有”运动。其中,梁漱溟认为乡村是“中国文化有行的根”,只有通过乡村建设来“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从真精神里开出一个新局面来”才能实现中国社会的发展。[3]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主要在于“愚、穷、弱、私”,因此需要通过文化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的方式加以解决,因此在河北定县推行“除文盲、做新民”的平民教育。乡村建设运动的余响,一直影响到现在甚至有加强的趋势。中国共产党致力于革除农村封建力量的压迫,解放农村生产力,也发动了一系列的运动,如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农业集体化、四清、农业学大寨等,都对乡村社会的合作关系与乡村建设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合作与互助的问题作为“三农问题”的关键,吸引着众多学者关注,温铁军和贺雪峰至今高举乡村建设的大旗。近代以来中国乡土社会的衰变,时至今日,依旧没有复兴的迹象。如贺雪峰等人对湖北荆门地区的研究,认为传统以宗族为代表的社会运行模式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念已经解体,而以市场经济为纽带的新型社会关系未能建立起来,乡村社会关系“原子化”已成为乡村的公共建设与公共生活的严重障碍。[4]换句话说,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影响因素的互助依旧对乡土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力,互助的发生及连续发展创造了和创造着人类精诚合作,创造社会建设奇迹的基础,今日乡村社会的继续衰变的根源,依旧是互助机制的缺失。生死相恤、守望相助是传统中国社会互助的核心精神。这种精神起初是起源于个人感情和忠诚的一种道德力量,后来扩充到“五伦”以外乡里乡亲之间,是一种基于情操维系的互助与合作。中国近代以来知识分子乡村建设的努力,对于乡村的发展,不无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便是在建设现代国家与农村现代化的目标下,全面脱离了农民的风俗习惯与信仰,也脱离了互助精神所根植的那个永久性的情操维系,这使得这些实践必然受到先此存在的社会网络与社会价值的限制。新的生活方式很难建设起来,最终“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甚至加剧了乡村的衰变。有意思的是,这种发生在政治渴望与社会真实之间的冲突,使得地方经验不断成为社会互助理论创新的基点,来支撑民间互助的文化传统、历史逻辑与作用空间。费孝通先生在其《乡土重建》一书中指出:“中国乡土社会中包含着赖以维系其健全性的习惯、制度、道德、人才,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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