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是怎样把社会和文化当作一个整体的?——费孝通教授晚年思想脉络

作者:丁元竹; 刊名: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上传者:韩大跃

【摘要】在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的思想中,社会和文化是互为一体的。纵观费孝通一生的学术活动,贯穿于他的全部论著和学术活动中的两条主线是社会和文化,这就是,他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解决"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的初心中引申出来的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探索,并将这种探索贯穿于他的一生;从"中华民族文化变异"的思考,到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至理名言;从"江村经济"到"志在富民"的学术实践,可以将其视为费孝通学术思想的两条基本主线。费孝通之所以能够把社会与文化融为一体,就在于他不是从学科建设来考量社会和文化,也不是从部门工作考虑这个问题,而是从解决现实问题出发。这样,无论从思路上,还是方法上,视野都将宽阔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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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每当思考或者讨论社会和文化是一种什么样关系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的一段经历,或者说它是我思考问题的原点。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从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毕业考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但我在北京大学学习和研究的基地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后更名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是由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创办的。社会学所当时有两个研究室,一个叫城乡发展研究室,我们当时简称其为城乡室;另一个叫边区开发研究室,简称边区室。我在前一个研究室学习和工作,主要是研究当时方兴未艾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问题,后来随着实践的发展,又将研究空间拓展到了区域和城市的研究。边区室主要是研究边疆地区以及西部地区的发展,诸如西藏、内蒙古、甘肃、宁夏等,这里聚集了一批学习人类学的教授、博士和博士后。回想起来,那个时候,大家的问题意识要浓于学科分界,这可能与费孝通教授本人并不怎么注意学科分界有关。在这篇短文中,我想基于那段工作生活历史记忆,从费孝通教授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学术探索看他是如何在这两条基本主线之间穿梭,并最终将其融为一体的。二、社会人类学家视野中的“社会”与“文化”在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的思想中,社会和文化是互为一体的。在早期思想中,费孝通谈论文化实际上是用社会这个概念的。例如,《花蓝瑶社会组织》实质上讲的是花蓝瑶的文化体制,诸如习俗之类。社会制度、社会组织通过文化、习俗、仪式等体现出来,通过人们的社会行为表现出来。吴文藻在评论《花蓝瑶社会组织》时也曾写道:“社会文化,亦可简称‘社会组织’,其作用在于调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乃应付社会环境的结果。”[1]文化的含义在这里已经阐述得非常明确,这就是,文化实际上是人们发生在实际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在《花蓝瑶社会组织》中,费孝通认为:“花蓝瑶中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是家庭”,[2]422展示了“一个很复杂的族团间的关系网络。在这种网络中族团单位远是在流动中。但是依现有状态而论,比较明显的族团单位,以言语、文化、团体意识、内婚范围为区别的基础,是花蓝、拗瑶、茶山、滴水花蓝、板瑶、山子等名称所包括的团体。……但是因汉族受外族的压力,在形成更大‘中华民族’的向心动向下,对于诸瑶族团采取了很强的同化作用”,因此“诸族团原有的文化遗产及其社会组织在最近的将来会发生激烈的变化”。[2]476费孝通的这些思想既得益于吴文藻的言传身教,也得益于马林诺斯基的深刻影响。费孝通的老师马林诺斯基说:“我们发现文化含有两大主要成分——物质的和精神的,即已改造的环境和已变更的人类有机体。文化的现实即存在于这两部分的关系中,偏重其一,都会成为无谓的社会学的玄学。一种物器的同一性并不在于它的特有形式,一个观念,或风俗的同一性也不在于它的形式。器物的形式始终是为人类行动所决定,所关联,或为人类观念所启发。信仰、思想和意见也是始终表现于被改造的环境中,要认识文化的现实,只有从此着眼。”[3]290-291纵观费孝通一生的学术活动,贯穿于他的全部论著和学术活动中的两条主线是社会和文化,这就是,他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解决“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的初心中引申出来的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探索,并将这种探索贯穿于他的一生;从“中华民族文化变异”的思考,到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至理名言;从“江村经济”到“志在富民”的学术实践,可以将其视为费孝通教授学术思想的两条基本主线。三、在践行“志在富民”中形成的社会观基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对江村和云南的调查,1957年春天,费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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