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深度报道的舆论引导价值探析

作者:刘晓来; 刊名:新媒体研究 上传者:唐千友

【摘要】纵观中西方深度报道的发展历程,其产生的原因具有相似性: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深度报道承担着揭示真相、解释谜团、整合认知、思想导航的作用;都是媒体主体意识的强化与精英意识的显现,媒体精英在社会转型时特有的问题意识、批判意识、前瞻意识,为媒体参与公共生活、推动社会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今天,中国的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传统媒体又面临着新媒体碎片化传播的冲击,深度报道的当代舆论引导价值应该被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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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报道的定义有很多,其真正的指向有这样几个:深度、广度、厚度、力度。深度,也就是深度报道反映真相的深刻程度。广度,也就是深度报道反映真相的全面程度。厚度,也就是深度报道对背景材料的统摄和驾驭程度。力度,则是深度报道所产生的影响和推动力。以这样的视角看,学者丁柏铨的定义比较准确、科学,“深度报道是某些通过展示宏观背景,对新闻事实进行分析(包括因果分析)、解释或预测并达到相当深度的报道的总称。”它强调深度报道的厚度、深度、广度、力度,并且注意了深度报道的文体变化。今天,深度报道的时代背景已经改变,但是,深度报道的时代使命尚未完成——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深度报道应该推进社会改革,承担起舆论引导的责任。对于深度报道来说,中国改革的深化提供了最好报道素材,受众依然需要深度报道来解疑答惑、引领导向、辨清是非。这是深度报道之所以被需要的最大原因。同时,深度报道还有对抗新媒体碎片化传播的功能。具体说,深度报道在舆论引导层面的当代价值如下。1以报道的专业化改变媒体竞争格局媒介的迭代直接影响着新闻产品的形态,也深刻影响着媒体竞争的格局、舆论引导的格局。要想有效地完成舆论引导任务,引导者首先需要在媒体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也就是说,舆论引导的能力,应该是一种媒体竞争中的发言权。在新媒体时代,随着新媒体的赋权,“协作性新闻策展”开始出现。这一新闻生产模式的特点是:生产过程的去组织化、去科层化;开放、多节点、动态的个体化实践;没有被最终文本所装载,而是不断被再生的新闻内容。在“协作性新闻策展”的新闻生产中,传统媒体的垄断性因为传播权力的分化被解构,它们并不具备垄断的渠道,连它们生产的内容也因为信源的增多,因为用户生产的出现而丧失了垄断性。这是传统媒体在新媒体时代出现势微的原因。此时,传统媒体的竞争力何在?或者说,如何改变媒体竞争的格局?有人会说,是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可公信力并不是天然产生的,在渠道垄断的时代,公信力因为信源的单一而稳定,但是在信源多元,信息竞争的今天,公信力的构建离不开互动的过程——传统媒体能否在传播过程中获得公众的信任,它们又该如何获得公众的信任?显然,与碎片化的、缺少把关的自媒体报道相比,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报道的权威性和专业性。其中,专业性是基础,没有专业的报道,最权威的信源都无法获得足够的认同;没有专业的报道,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将被消解殆尽。专业性恰恰是深度报道最基本的要求,深度报道就应该深刻而全面地反映真相。只是,自都市报短消息流行之后,媒体对于深度报道的重视与操作能力都在下降。加之,传统媒体发行和收视的下滑,也加剧了深度报道的危机——缺少了可传播的平台。对于传统媒体所承担的舆论引导功能,更是需要专业化的报道实现。舆论引导之所以出现问题和障碍,原因与社会的分化、受众的分化、新媒介的表达格局,以及网络舆情的非理性有关。此时,只有坚持专业的深度报道,人们才能看到全部真相,才能得到理性的思维锻炼,才能在舆论表达的过程中,逐渐养成理性思考习惯。这是一个理论上能够改进舆论引导力的路径,也是传统媒体中,能够提升舆论引导力的新闻品种。2以报道的公共性推动社会变革进程在公共协商理论的视角下,社会变革的过程也是一个公共商议的过程,在这个公共商议的过程中,媒体是重要的推动因素,它既是一个各方沟通的桥梁,也是一个意见的供给者,还是一个进程的监督者、反思者。媒体能否在可见的透明的公共空间中,推动议题的深度展开,组织各方的理性协商,是决定社会变革走向和成效的重要因素。可很多时候,当中国社会改革已经进入关键时期时,传统媒体却常常在重大议题上出现缺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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