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法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继承发展

作者:宋林;刘晓霞; 刊名:法制与社会 上传者:杨壹行

【摘要】马克思主义法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关于无产阶级社会法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法学创造了历史的、唯物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法学。邓小平法治思想深刻总结法律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立法为民,执政为民,法律的民主化表达,体现社会主义法治的优越性。邓小平的法治思想继承了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的法学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期经济社会环境下的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法学领域的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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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观的经济与法治谈起经济与法治的相互关系,不管是马克思本人还是其后延续发展下来的邓小平法治思想,马克思主义法学始终强调经济与法的密切关系。经济发展不但能够决定社会管理将会走向人治还是法治,并且经济基础也对处于上层建筑的法律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人治与法治邓小平法治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新中国领导人的法制思想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它的发展与马克思法学理论有着高度的继承关系和一致性。首先,在对待国家管理该运用“法治”还是“人治”的选择上;马克思就有着鲜明的立场和观点。他曾经用一个很生动的例子解释了什么是“人治”,以及“人治”的危害性。在《马克思致卢格的信》一文中,马克思是这样描写普鲁士国王的所作所为的,“他在行加冕礼时便宣称,他的心意和愿望就是他的领地——普鲁士、他的国家——的未来的国家的根本法律。”可见对于诸如普鲁士国王之类的君主制国家,专制所能达到的程度。同时,这个国度的王权完全凌驾于法律之上。“事实上,在普鲁士,国王就是整个制度;在那里,国王是唯一的政治人物。总之,一切制度都由他一个人决定。他所做的或者人家要他做的,他所想的或者人家要他讲的,就是普鲁士国家所做的和所想的。”当整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完全屈从于一个人的意志,并为了满足一个人的私欲时,这可以说是整个国家的灾难,任意践踏法律、侵犯民众权益、充分暴露了人治的危害。马克思对此类暴行不止一次地进行抨击。邓小平同志对于“人治”的反对在这一点上与马克思完全契合。在一次接见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的谈话中,邓小平同志讲到他历来不赞成夸大个人所能起到的作用;特别是把整个国家和党的稳定都建立在一两个威望很高的人的身上是很危险的,是难以为继的,是很容易出问题的。把国家的公平与秩序建立在国内权力最高的所有者显然是靠不住的。不管拥有权力的是世袭制度下的普鲁士皇帝还是像希腊的贤人政治。哪怕排除了王权的私人利益和个人喜好,世界上也从来没有一个完美无缺的“裁决者”能公平的处理每一件事。何况,作为一个政府规模和国民人口的大国;哪怕决策是真正的正确的,在措施颁布的过程中,没有严格缜密的条文准则作为依照,在执行上都可能违背原始的初衷。在这一点上,邓小平同志遵循了马克思对于法治的必要性并为之付诸行动。(二)法的物质制约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曾论述道,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一支重要部分,它依存于经济基础,但同时又对经济有着积极的反作用。这条规律普遍适用于任何的政治制度下,资本主义社会与王权社会也不例外。要制定符合社会发展的法律,实现由“人治”转向“法治”,要实现这种目标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而需要一个经济社会与之协调发展的过程。法律的产生与社会经济发展有规律可循。马克思以历史的辨证的视角揭露了市场经济的规律性,他提出了:“先有交易,后来才由交易发展为法制。”社会关系与经济关系,继而衍生出法律规范;说明经济发展不仅与法律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有着先后顺序。势必先具备经济的发展条件,继而进行法治建设。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写道“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它造成全国范围内一切关系和个人的齐一水平。”经济发展程度与法治制度健全相协调,充分体现法治的物质性。在生产力较为低下的社会环境中,自然经济多为社会中的主体;此时商品经济条件依然未成熟,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以纵向为主,等价交换、自由买卖的经济关系还未普遍建立,致使主体之间横向的也并非平等关系。下达行政命令的效力高于法律的权威,经济关系松散,民众不具备法治思维,也就不存在发展法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马克思指出小农经济下人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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