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论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的转型(上)

作者:王长华;李笑岩; 刊名:名作欣赏 上传者:李忠

【摘要】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由旧学转型为新学的过程,经历了批判、解构、亵渎,也经历了无知和全民狂欢。现在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消解和解构能否成为一种价值?历史的经验是,没有明确价值指向的学术研究不是正常的、健康的学术研究。走出困惑,以建构代替解构,以建设的心态面对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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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入20世纪,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完全可以称得上“天翻地覆慨而慷”。这其中显性层面的变化,比如政治的变革、政权的更替等,在以往的知识谱系中非常引人瞩目,关注的比较多,了解得比较清楚。特别是民国初期,北洋政府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个又一个,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但显性层面之下,还有隐性层面的变化,这就是与政治、政权相应的,文化学术方面的变化。可以说,这个变化及其过程,我们长期以来还没有思考清楚更没有讨论清楚。这种变化的核心是,随着政治、政权的变革,相应的文化学术在整体面貌上有了哪些改变?在改变过程中我们抛弃了什么,保留了什么?转型之后的文化学术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和倾向?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所关心的问题、研究模式和这场20世纪初期的学术转型有什么关系?在经历了甚至是伤筋动骨的转型之后,我们后来的学术是如何重构和应该如何重构呢?这都是我们过去还没有思考清楚的,也是目前我们亟待思考清楚和讨论清楚的问题。旧学向新学转型及其核心特征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戊戌变法为开端的社会变革,带给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我们所说的“二十世纪学术转型”也以此为开端。这场转型,其实质是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系统瓦解,转而让位于新型思想文化——西学,或者说,是从传统学术(旧学)向西方 现代学科(新学)脱胎换骨的转变。其结果,以我们今天的见识而言,大体可以这样评价:作为一个民族思维脉络的传统学术及其价值,发生了几乎是断裂的彻底改变,我们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式及其结果被西化了。举个常识性的例子,比如说京师大学堂是新政亦是新学的产物。《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明确提到其办学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办学方针实际上与当时的两个时代弊端——伪善和守旧是针锋相对的。伪善,则重名节而轻务实,这是传统中国、老派士人身上一直存在的问题;守旧,则包括传统士大夫沉浸于章句之学,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提倡学习和制度规定学习的东西中看不中用,改变不了步步下行的现实。因此,在这样的形势下,晚清政府要做出改变,光绪皇帝第一件能做的事,就是革新教育,创办新学,希望能够从兴办教育和培养人才的角度,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时代面临的这个致命问题。但经如此改变,“中学”能否保证“为体”,“西学”是否仅仅“为用”,“方针”确定是没用的,历史实践证明,这之后发生的一切不会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当然,这是后话。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新政来得迅速而猛烈。但“新学”却不能像新政那样一朝一夕即可改变。就像现实改变非立等可取一样,讨论也得从基础开始。我们得先说何为“新学”,新学和旧学的分野又在哪里。旧学,简单而言可以说是科举之学,或者说是以科举考试为主要培养、甄别和诠选形式的经学教育。经典之学的历史源远流长,从西周的王官之学,到汉魏政府的博士官学制度,到隋唐之后的科举考试,都是经学生命流动的途径和方式。科举制度从隋唐时代确立伊始,便是举儒家经典而设科,千百年来,小的方面或略有增减,但其核心内容并未见本质上的改变。儒学自汉武帝时代开始成为统治者的官方意识形态,同时也是王朝政治的精神支柱。而科举制度将儒学与国家选官制度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儒学具有了超乎寻常的官学地位,保证了儒家经学能够在政治允许的最大范围内传播、绵延和发挥作用。我们可以看到,科举制度正式确定之后的统一教材——无论是唐代孔颖达主编的《五经正义》,还是宋代朱熹编撰的《四书集注》,特别是宋以后尤其是在明清时期科举考试所采用的八股文形式,都很好地达到了这个效果——至少在科举历史的后半期,士人几乎完全被朱子学说洗脑——因为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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