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我国30个省市的实证分析

作者:蔡宁;吴婧文;刘诗瑶 刊名: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上传者:贺军伟

【摘要】本文以结合方向距离函数的环境绩效ML指数为基本方法,以2001—2011年我国30个省市环境规制及工业经济的数据为基础,测算各省市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并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各省市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比传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都要低,各省市均存在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现象;西部地区在环境约束时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幅度最大,而中部和东部地区下降幅度递减,西部地区以环境成本实现工业增长的特征最为明显;环境规制对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正的影响,但对各区域的影响程度随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等也是影响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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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高居世界第一,人民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然而,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而不是生产率的提升,传统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的粗放式增长模式使得我国资源、环境、生态对工业经济的承载接近极限,工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1。1983年,第二次全国环保会议将环境保护确定为我国基本国策,30年来,环保政策对我国工业的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作出巨大贡献,“三同时”制度、“节能减排”等环境规制手段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工业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十一五”时期,我国把污染物“总量控制”作为国民经济规划及对地方政府考核的主要手段,“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率”作为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束性指标被纳入“十一五”规划,我国的工业污染得到了有效控制。毫无疑问,环境规制对环境的改善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其对工业发展的影响至今没有明确的定论,经济学界对此有两类完全对立的观点。一类以Porte(r1991)2、Shinji、Shunsuke(2004)3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环境规制为生产者改进生产率提供了可能,严格而恰当的环境规制有助于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另一类以Rhoades(1985)4等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当政府对市场进行环境规制时,环境政策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了企业利润,企业生产性投资因挤出效应而减少,企业的自主创新投入不足,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下降,从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面对这两种观点,我国工业的环境规制效率如何?特别是在当前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环境规制对我国工业可持续发展是促进还是抑制?本文以结合方向距离函数的环境绩效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为基本方法,以20012011年我国30个省市环境规制与工业经济的数据为基础,测算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并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判断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由于西藏部分关键数据缺值,因此本文的研究不包括西藏。二、文献评述环境规制与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研究,最初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为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在推动企业创新方面有积极的作用,如Porter(1991)5、Mariano、James(1998)6、王询、张为杰(2011)7等。随后,部分学者指出,如果环境规制强度过大,资金上的挤出效应使企业的技术创新不足,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反而会下降,如Siegel、Johnson(1993)8、Shafik(1994)9等的研究。随着研究方法的逐步改善及研究角度的多样化,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环境规制与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并不是简单的促进或抑制关系,二者的相关关系较为复杂。张成、于同申、郭路(2010)10认为环境规制在长期对工业生产率有促进作用,而在短期则相对不明显,甚至有消极作用;张成等(2011)11、殷宝庆(2012)12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符合“U”型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由弱变强,其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先削弱后提升的影响;而沈能(2012)13等则认为环境规制强度和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符合倒“U”型关系,且不同行业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弹性系数和极值有所差异。随着绿色发展成为全球共同认可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之一,部分学者开始着眼于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李玲、陶锋(2012)14发现重度污染产业当前环境规制强度相对合理,能够促进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李静、沈伟(2012)15等认为环境规制在促进我国东部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果显著,而对中西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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