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启蒙观念中的知性与理性

作者:侯振武;黄亚明 刊名: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上传者:杨涛

【摘要】在关于康德启蒙观念的研究中,学界并未给予批判哲学中所做出的理性与知性的区分以充分的重视,这导致将二者等而视之。但实际上,作为批判哲学的现实应用,康德启蒙观念必须以批判哲学为基础,因而在康德的启蒙观念中,关于理性与知性的划界思想依然存在,这一点应用到了理性的公开运用与私下运用的区分当中。但这一界限并未能够阻止启蒙理性反过来限制主体这一悖论的发生,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即是以此来批判康德式的启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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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知性与理性做出了区分,这一区分成为其先验批判哲学的关键要素。在集中反映康德启蒙观念的文章《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下文中简称为《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康德同样使用了这两个概念,最为典型的表述是这样两句具有号召意谓的话:“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知性(HabeMunddichdeineseigenenVerstandeszubedi-enen!)”[1](23)与“在一切事情上都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vonseinerVernunftinallenStckenffentlichenGebrauchzumachen)”[1](25)。一般认为,康德在这里并未延续批判哲学体系中知性与理性的区分,而是混用了二者,因此这两句话的意义是基本一致的。并且认为,康德未区分二者的原因在于:“这是一篇面向公众而非学院的论战文章。对公众来说,首要的问题还不是理性的误用或跟知性概念的混淆,而是人们出于‘懒惰和怯懦’,不敢使用自己的理性/知性,甘愿处于未启蒙的状态。”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混用的根本原因是其批判哲学中知性与理性区分所造成的二者脱节的逻辑结果。[2]无疑,上述解释认识到了康德启蒙观念与批判哲学的密切关系;但同时却又错误理解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康德启蒙观念中对知性与理性的运用与其批判哲学是具有逻辑一致性的,康德在启蒙问题上并未混用知性与理性,相反,在这一问题上对二者的区分正是其批判哲学中区分思想在面对现实问题时的一次应用。一、批判哲学中对知性与理性的区分在《纯粹理性批判》出版3年之后的1783年,康德在《柏林月刊》上发表了这篇为启蒙运动辩护的文章。正如学者所言,这篇文章“紧密地和他的整个‘批判哲学’思想联系在一起”[3]。因此要理解康德启蒙观念中的知性与理性问题,则有必要结合其批判哲学。并且,学者们认为,康德混用二者的依据也在于批判哲学中对二者的区分,因为如果康德没有做过这种区分的话,混用一说就无从谈起。因此,这里有必要引入批判哲学中对知性与理性的运用作为理解康德启蒙观念中知性与理性问题的背景。首先,在泛指与感性相对的整个高级认识能力时,知性与理性基本同义(以下称为广义的知性/理性)。此时,知性/理性广泛运用于认识、实践与审美领域。关于知性/理性的这种用法并非康德独创,而是其继承之前哲学的结果。这一点在康德批判哲学中不乏其例。如在《实践理性批判》中:“除了知性与种种对象(在理论知识中的)所处的那种关系之外,知性也有一种与欲求能力的关系,这种能力因此而叫作意志,并且就纯粹知性(它在这种情况下叫作理性)通过某个法则的单纯表象就是实践的而言叫作纯粹意志。”[4](74)又如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亦有类似的表述:“理性知识也就能以两种方式与其对象发生关系,即要么是仅仅规定这个对象及其概念(这对象必须从别的地方被给予),要么还要现实地把对象做出来。前者是理性的理论知识,后者是理性的实践知识。”[5](11)其次,以自在之物为界限时,知性与理性是有严格区分的,笼统地讲,知性是有限的,其构成性的合法运用在现象界;而理性是无限的,其构成性的合法运用在自在之物领域。康德认为,知性,即作为理论认识能力的理论理性,是产生、运用概念并形成经验知识的能力。“知性永远也不能对它的一切先天原理、乃至于对它的一切概念做先验的运用,而只能作经验性的运用。”[5](217)而如果知性跨越了自在之物这条界限便会产生先验幻相,而不会产生经验知识。所以,自在之物对于知性来说是只能思维而不可认识的界限。而自在之物领域则属于实践理性的立法领域,即作为道德实践能力的实践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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