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庄子的言意观及其言说方式

作者:杨晨雨 刊名:鄂州大学学报 上传者:张香涛

【摘要】言、意、象是中国思想史涉及极为广泛的三个范畴,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古代的诸多思想家则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研究,其后历代思想家也对此颇有见解,尤以魏晋玄学中"言意之辨"的讨论更为广泛、丰富。然而,言、意、象这三者的论述却并未终止,历代众多思想家也对其作出了不同侧面的阐述和理解分析。在形而上的领域,言不得其位,不言方可悟道。庄子以"忘言得意"而进入精神的充分自由,继而进入悟道之路。研究庄子的言意观,探索分析其言说方式于哲学、文学领域均极具价值,更有助于对我国古代思想的了解掌握。本文主要围绕庄子的言意观及其"三言"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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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庄子的言意观在先秦诸子学说中,《庄子》的重大意义是不可否定的。它以极富特殊的语言和天马行空的想象,通过大量的故事实现了自身哲学思想的表达。《庄子》集哲学、文学于一身,在对言、意、象的关系把握上既能取其长而“以言立象”、“立象尽意”,更达到了得意而不忘象,得象而不忘言的极高境界。庄子在论述言和意问题时也是从“道”出发。他指出:“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1]。”“道不可言”,这是由“道”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正因为道的“不可见”、“不可言”方称其为道,是谓形而上的混沌之物。若其有形而“可闻”、“可见”,则不过是“道”的派生物罢了,而非其本身。庄子又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指道),不可言传也。”“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庄子认为语言只能论物之粗,只有意才可致物之精。相比之下,意比言更重要,因此,他主张得意而忘言。因此,在言、意、象的关系上,他不但主张忘言,也主张忘象(筌、蹄),因为“言”“象”都只不过是中介,中间环节,只有“意”才是根本,是目的,因为“意”就是“道”。显然,他的观点与《周易系辞》有较大出入,相比而言,庄子的思考要比前者更精细更深入。二、庄子的言说方式(一)重言重言,是指借重先哲时贤的言论。在庄子学说当中,往往是重言之中蕴含有寓言存在,而寓言之中更不乏重言,这是一种相互依存、交错的关系。这在先秦时期是极为广泛的,很少有人仅仅凭借自身的理论、观点,而不引用古人见解,这也是当时社会情况所造就的一种必然现象。严格的说,重言是消纷争、解偏执、明意义的言论,庄子的重言是“所以已言也”。那么先哲时贤的言论,即重言又如何可以成为这种消纷争、解偏执的言论呢?《寓言》中如此解到:“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来,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而后人如此翻译:如果仅仅是年长,而没有独特的见解,就不能称作先于人的先哲。一个人如第20卷果没有相应的才德、学识就不能称作懂得做人之道,则是陈腐的人。耆艾无以先人,无真知,又何可为师,何可为“耆艾”呢?是谓陈人。然而,世人往往多迷信圣者之言,先哲之论。是故若欲教化世人,使其悟道,权借“高显之语”就显得不可或缺与如此自然了。不过,庄子仍有强调的是,无论是圣人、先哲应当是得真知、明世理的悟道者方可有所借重。这里对主体悟道的强调,也是庄子重言与寓言的根本区别所在。另外也借重圣人之论引证、肯定了重言的真实可信,而由于这种圣人之论是缺乏实证性的,又造成了对此否定的可能。正是这样一种高显之语的巧妙运用,形成了庄子学说中的虚实交融、真假互济的现象,甚至是信口开河。由此可见,即使耆艾也为隐喻而已。高显之语言,指的是其本质的不可偏执。边建构、边解构的本相描述也形成了庄子学说的独特魅力。(二)寓言《庄子》对寓言的采用极为广泛,全书包含百来个寓言,甚至可以称作一部寓言故事集。“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也”司马迁在史记中如此说到。那么庄子为何又用如此大量的寓言充斥在文章之中呢,其用意和别于旁人的独特意义何在?庄子在《寓言》中如此说到:寓言十九,籍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2]。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正如庄子所言,为了让别人知晓某个道理,信服某个说法,“籍外论之”的效果往往是优于自己直言。字面意思通过自己夸儿子,不如让别人夸儿子有效的事实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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