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现代——“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的阅读与反思

作者:余夏云 刊名:南方文坛 上传者:王述洋

【摘要】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西方遭受的鄙夷和敌视,源自它的试图改变。西方本土的汉学家曾深深地向他的人民致歉,因为他所提供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二流乃至三流的。这些文学已不复再向他们提供浓郁的异国情调,唯一还对他们具有吸引力的是中国的"政治美德"①。施耐德那首著名的诗可援以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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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西方遭受的鄙夷和敌视,源自它的试图改变。西方本土的汉学家曾深深地向他的人民致歉,因为他所提供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二流乃至三流的。这些文学已不复再向他们提供浓郁的异国情调,唯一还对他们具有吸引力的是中国的“政治美德”。施耐德那首著名的诗可援以为证:毛主席,你应当戒烟不要理那些哲学家建水坝,种树就好别用手拍死苍蝇……你不需要炸弹继续耕你们的田。写写诗,游渡大江。那些蓝色的长袍好极了。别射杀我们,我们喝酒去吧。等着瞧。尽管谢和耐(JacquesGernet)曾宣称:“人们惯常妄下结论,以为中华文明是静止不动的,或者至少会强调它一成不变的方面。这实在不过是一种错觉而已。”但颇具反讽的是,同其他汉学家一样,谢和耐本人所进行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就如周蕾指出的那样,仅仅只是着眼于那些现实的、非幻想层面的议题,而非充满欲望及矛盾情感的中国世界。他们从未曾用非实用意义上的复杂度来阅读中国现代文学。不可否认,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理论,曾受惠于西方,但是否这就意味着此类作品真的就此沦为西方文学的附属品、次生物,因其丧失的个性及历史,而要永远等候西方的裁决? 也许盖棺论定仍为时尚早!起自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界就开始有学者,特别是华裔学者展开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宏观研究,力图向西方展示中国文学自身的丰富性,挑战西方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傲慢与偏见。其中夏氏兄弟,李欧梵、王德威等人居功甚伟,而后起的刘禾、周蕾、王斑、奚密等人更是功不可没。他们的研究成果非但在国外造成轰动,更是极大地推动了80年代以降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然而,尴尬的是,这些学者长期以来在国内背负着“自由主义思潮”产物的名号,他们的研究成果被视为“挟洋自重”和“二元对立”模式在学术研究上的表演。尽管有像王德威者反复强调,其研究并无意要回到理想主义式的位置,或因此玩弄解构主义式正反、强弱不断易位之游戏,而是自处于“弱势思想”,借拼凑已无可认记的蛛丝马迹,描画中国文学繁复的精神图景,但是这样的误解仍深植人心。中国现代文学在西方遭受的不公待遇及华裔汉学家们两难的处境,正不断敦促我们对这些研究作出更为理智的分析。争辩问题莫若回到问题,重新阅读这些海外中国文学研究成果,也许是我们最好的起点。除开刘东先生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系列,由季进、王尧两位先生主编,囊括了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奚密(《现代汉诗:一九一七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张英进(《影像中国:当代中国电影的批评重构及跨国想象》)、刘剑梅(《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等五位华人学者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的第一辑,已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发行。本文想就这五本书作集中讨论,以期回应西方学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存在的优势及问题,洞察与不 见,以及这些作品本身作为一种“跨语际实践”产物,到底存在哪些特点和不足。一、界定现代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这一点至少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加以说明。第一是边界的移动;第二是新的作家、作品被不断发掘;第三则是新的研究思路及方法得到应用(这一点我将在下文专门讨论)。就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围而论,这一辑作品所论述的畛域显然突破了三十年的定义。奚密的论述把“现代”的起点放在了1917年,而其下限则被延伸到了80年代的后朦胧诗时代,其时间跨度为七十年;张英进关于当代中国电影的研究也被纳入此一领域,可见编者所理解的“现代”是意图打破以政治事件为切分的理路,而将整个20世纪乃至今天的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王斑、刘剑梅两位的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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