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对STS的影响探究

作者:王艳艳 刊名:边疆经济与文化 上传者:杨丽

【摘要】后现代主义包括激进的、庸俗的、建设性的三种形态。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强调对事物的重新建构,不是彻底的否定,而是选择性的扬弃,重新建构人、科学、技术、社会、自然的关系,形成一个动态的有机的和谐网络,为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知识社会学、生态、教育、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开拓了新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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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不是时间概念,而是一种思潮,是对现代主义及现代性的合理性进行深刻的质疑和颠覆的结果。王治河在《论后现代主义的三种形态》中把后现代主义分为激进的、庸俗的、建设性的三种形态。与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反思和庸俗的后现代主义的简单化相比,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最大的特征在于建设性。一、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SSK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作为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的理论体系之一,从理论反思到“社会学转向”的“强纲领”再到作为实践的科学“实验室研究”最后到行动中的科学行动者网络理论,在这种不断向实践维度的演进中可以窥视到STS的实践转向和建设性的构造。特别是以巴黎学派和柏林学派为代表的第二代SSK,他们以科学知识社会学为指导纲领,从“强纲领”演变到社会建构论。他们在经典知识社会学和传统科学的基础上,“借助语言哲学和文化人类学思想视角,对库恩的《科学革命的解构》进行‘激进’解读,恢复其中蕴含的相对主义立场。”SSK就此提出了比历史主义科学观更为激进、更极端的后现代科学观,即后现代建构主义科学观。[1]这种实验室科学观,打破了传统科学观的认识论黑箱,极大地促进了STS的实践化转折。而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则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科学知识的微观研究框架与科学文化的宏观体制之间的分野。其中拉图尔通过强调科学活动的实践本质,把科学理性的深厚基础基于广泛的社会语境,从而凸显了科学活动的人类学本质意义。SSK将科学和技术的实践活动建构在社会的大语境下,建立起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实践性关系和意义,并以横断科学的系统方法弥补了现代科学观中主客二分的缺陷,为科学和人文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并直接开辟了科学人类学的研究途径。在SSK的理论及实践转向的演变过程中充斥着后现代主义的尤其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思想。SSK在传统的科学技术观上建构或重构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的关系,重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STS教育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思潮,而STS教育也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调整人们认识科学、技术和社会的方式。STS教育的产生与发展蕴含着丰富的后现代性。STS教育的发展过程是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多层面研究与多种思想的碰撞结果。正如有诸多后现代主义学者从不同的视角研究后现代社会的经济状况和文化转变一样,STS教育呈现了一种多元性。STS教育追求人的和谐而有个性的发展。STS教育目标也是基于对后现代知识观的认可,关注知识的本体性、情境性、人文性、生成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追求的目标也不仅仅是关于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全面客观的理解,还旨在学生科学素养的整体追求。STS的教育突出了对科学的文化解读和对社会价值与人生意义的理解。另外STS课程内容呈现了开放性和多元性,并在教学的过程中强调“对话”。STS教育不仅仅是对传统教学的反思和批判,在教学内容和过程中都体现了一种多元,并在教学中强调“对话”,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建构了一种有机的关系网络,学BIANJIANGJINGJIYUWENHUA[责任编辑:赵云长]校老师学生有机的组合在一起,注重个性,并在“差异”中寻求和谐发展。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和谐社会构建格里芬、费雷等人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对科学技术的反思更突显了一种修正的、建构的后现代世界观。大卫格里芬曾指出:“建设性或修正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科学的、道德的、美学的和宗教的直觉的新体系。它并不反对科学本身,而是反对那种允许现代自然科学数据单独参与建构我们世界观的科学主义。”[2]另外,他们还建构了“人本主义有机论”的世界观,坚决反对二元论和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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