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教育政策学的课程、教材、教法

作者:王惠清;刘亚南 刊名: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 上传者:孙薇

【摘要】教育政策学时下已被学术界和高等院校所认同,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课程建设应该纳入有关高等院校的议事日程,而教材的开发编写亦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同时高等院校的教学方法也要根据新学科的特点进行相应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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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上世纪80年代公共政策研究在我国兴起,“教育政策的研究和探讨近来也成为教育研究的热门话题”[1],各类期刊上发表了不少的研究文章,公开出版的著作也不少,一些高等学校尝试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教育政策学、教育政策与法规的课程。然而我国教育政策学科研究二十多年来,有关部门和有关高校却没有很好规划教育政策学科的课程、教材、教法等方面的问题,以至于教育政策学课程建设跟不上实践发展的需要,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缺乏,教学方法也较为陈旧。本文试就高等院校教育政策学科的课程、教材、教法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教育政策研究的专家学者和广大同仁。一、教育政策学课程建设的必要性“课程”一词,简单地说就是学校“教学的科目和过程”。我国宋代教育家朱熹说:“宽著期限,紧著课程”。意思是讲,学习的时间可以宽松,而学习的内容和进程则要抓紧,即课程的设立是非常必要的。在西方,“课程”的英语为“curriculum”,来源于拉丁语“currere”,意指“跑马道”(crace-course),转义为“学习之道”(courseofstudy),故英国教育家斯宾塞“把课程解释为教学内容的系统组成。”以此看来,“课”为内容,“程”为进程,所谓课程是指“根据教育目标,为指导学习者的学习活动,有计划地编制的教育内容的整体计划,是旨在塑造新生代未来人格而设计的蓝图”。[2]156从广义的角度看,“课程是指为了实现学校培养目标而规定的所有学科的总和”。[2]156具体到某个学科来讲,课程则是指某门学科设计规划进程以及课程中的具体内容。有研究者认为“我国把教育政策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加以研究,还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3],如果这个假设成立,从时间年限上算来,我国研究教育政策的历史已有20多年,尽管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作为教育政策学科的课程建设却发展得非常缓慢。人们常常要问:为什么公共政策学能堂而皇之成为一门学科课程,而教育政策学则迟迟未能登入大雅之堂呢?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公共政策学紧跟了国际社会政策科学的发展主流。众所周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政策科学在八十年代传入我国,此时的我国也正处在一个政治、经济改革的峰期,时代需要新的决策模式,时代也期盼着政策科学的发展,由此,公共政策学的“繁荣昌盛”情有可源。二是政策科学尚在发展完善时期。政策科学与教育政策科学是“母”与“子”的关系,母体尚不成熟,子体就很难成行。因此,教育政策学慢于公共政策学的发展尚属本然。现在的问题是,无论是“母”体,还是“子”体均已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母体的公共政策学在我国已趋于完备,那么作为子体的教育政策学也应该初步成形。但是,至今为止,教育政策学仍没有成为我们高等学校中的一门正式学科课程,目前许多高师院校按教育部门的要求,为研究生、教育硕士开设了教育政策法规的课程,然而把教育政策学单列为一门课程的学校则非常少见。笔者认为,高等院校、综合大学的教育学院应该开设教育政策学课程。其主要理由是:(1)政策科学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已是铁定的事实,政策科学既然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作为“子”体的教育政策学也应相对独立,尽管现今的教育政策学与公共政策学、教育决策学、教育行政学等交织在一起,但作为教育领域中的一门新的学科,教育政策学定会以其崭新的面貌和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2)教育政策与教育法规虽然有很多相似重叠的地方,但教育政策归属于政策科学领域,教育法规归属于法学领域,在学科尚不成熟的时候,这两门学科可并在一起,而当它们趋向成熟时,则有各自的内涵和本质属性,由于它们发展方向不一样,则会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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