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陆游家训诗歌的新特点

作者:闫续瑞;刘姣 刊名: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上传者:张继焦

【摘要】宋代是中国家训文学发展的鼎盛期,家训诗歌的创作尤为繁荣。南宋诗人陆游共创作了二百余首家训诗歌,不仅为以诗训子的数量之最,更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家训史上占有较高地位。陆游继承传统家训诗歌的精华的同时,加以革新。其家训诗歌呈现出注重抒发主体意识、充分表达情感特征和系统阐述诗学思想的新特点。这主要受到时代氛围和个人经历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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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上农”意识。农是靠土地而生的,土地是不能移动的,作为士的地主亦然。因此,依托于土地的中国传统家族制度应运而生。[1]家训是中国传统家族制度中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古人通过言居家之道,形成符合专制社会要求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达到垂训子孙的目的。家训诗歌是传统家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历史,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所体现。如《郑风扬之水》中写道:“终鲜兄弟,维予二人。无信人之言,人实不信。”[2]诗歌劝导兄弟勿听谗言、不可轻信。汉唐以来,家训诗歌不断发展,内容丰富、体式完备、名家辈出,呈现出全面成熟的态势。宋代,不仅迎来了文化上的高度繁荣,也形成了家训诗歌创作的又一高峰。宋代诗人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寻求突破,赋予了传统家训诗歌新的内涵,进一步拓展了家训文学的维度。其中,南宋诗人陆游的作品尤为引人注目。他创作了二百多首家训诗歌,为中国家训史上以诗训子的数量之最。基于陆游在家训诗歌上取得的成就,很多学者都对其给予极大关注。如徐少锦在《中国家训史》一书中,对陆游诗训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进行深入研究[3];钟一鸣在《论陆游示儿教子诗的生成因素》中,从历史和个人两个角度阐述了其家训诗歌的成因。[4]陆游因袭了传统家训诗歌的精华,并有所革新,作品呈现出新特点,将中国古代的诗训推到一个无人比拟的高度。一、主体意识的全面抒发中国传统家训,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传统社会中意识形态在家庭领域和家庭关系里的体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和体现。[5]文化具有传承性和不可分割性,一代有一代之文化的同时,相承相生,共同注入文化长河,源远流长。家训诗歌也表现出文化的这种特质。自先秦发轫以来,家训诗歌逐步发展、完善。汉代的东方朔在《戒子诗》中,教儿子奉行儒家中庸之道。魏晋南北朝时期,陶渊明创作的《命子》、《责子》诗,劝子勤奋读书、传承家学;左思的《娇女诗》别具一格,充满生活情趣。隋唐时期,诗歌进入全面繁荣,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李商隐等众多诗人都有家训诗歌问世。家训诗歌创作空前,内容丰富、体制齐备、情感凸显,已然趋向成熟。北宋时期,家训作品更加丰富,苏轼也以诗歌的形式对子进行训教。综观前代家训诗歌,诗人们多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学说为蓝本进行创作。陆游对这一优良传统加以继承,其诗训内容包罗万象、具有极强的实用性,主要包括读书修身、睦亲齐家和为官治国三大方面。他将治学、治家、为官之法叙述详尽,便于子孙学习操作。如诗人通过待人接物的细节,告诉子孙修身的具体方法。“我幼事父师,熟闻忠厚言,治身接物间,要使如春温。”(《书戒》)[6]在教导子孙为官治国方面,陆游煞费苦心,将自己的经验倾囊相授。长子子虡赴任前夕,陆游教导他要勤于政事、赏罚分明,兢兢业业、废寝忘食:“顾於赏罚间,其肯为汝偏。夙夜佐而长,努力忘食眠。”(《送子虡赴金坛丞》)与此同时,陆游还十分重视抒发主体意识,表达范围也由家庭内部扩展到爱国情怀和人生体验,对主体个性、生命意识的抒发尤为细致。众所周知,陆游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爱国诗人,自云:“少小遇丧乱,妄意忧元元。”(《感兴》)他一生夙愿即是恢复故土,报国恤民。然而时不我与,统治者只求偏安。陆游却从未放弃爱国热情,不论何时何地都心系国家,并在家训诗歌中以之教导子孙,表达出矢志不渝的爱国热忱。这类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陆游的绝笔诗《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在人生尽头,诗人仍企盼国家统一的那一天,此情此举感动后世。陆游的一生可谓命途多舛。他生于书香门第,诗礼之泽殊深,少有大志,才华横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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