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共和时期的阶级斗争与反高利贷立法

作者:里卡尔多·卡尔迪里;史志磊 刊名: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上传者:卢海文

【摘要】在古罗马共和时期,反高利贷是贵族与平民之间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平民的诉求首先表现为解放因未清偿债务而沦为债务奴隶的债务人,后来平民对违反利率限制的高利贷者享有拘禁之诉的诉权,而后者要承担四倍罚金的惩罚。斗争的双方认为,求助于法律是平衡彼此利益的唯一理想途径。《十二表法》规定了利率不得超过1/12,公元前357年颁布的《杜伊流斯和梅奈纽斯平民会决议》重申了《十二表法》的规定,公元前347年的平民会决议把允许的最高利率降低了一半,后来的《格努求斯平民会决议》完全禁止利息,这些法律大部分是平民自己的立法机构制定的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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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债务问题和平民的诉求在古代历史编纂学中,自公元前494年第一次平民撤离开始,债务问题就与平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与土地问题一样,债务问题因经常在原始文献中出现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虽然平民的诉求和要求不止一次地被纳入既有的法律框架和由此产生的“屈从形式”,但隐藏在文学性原始文献术语中的平民的诉求并没有被准确地发现,这导致了在法律层面上准确讨论平民债务问题的困难。对此,我认为区分两种不同的面向是有益的。一方面是早期市民法允许作为“债权人”的家父防止其债权不被满足而采取的法律措施,例如担保、法律责任。另一方面是适于维持债务关系形式 的法律规定。事实上,这两个面向在现实中可能是相互影响的。根据原始文献,第一种面向的法律方案可以追溯至债务口约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它要求作为贷方的家父对债务奴隶的人身采用某种限制“形式”,这是一种实现屈从于其他家父权之功能的法律工具。债务口约和拘禁的关系、债务奴隶和受判处者以及被裁交原告者地位之间的关系使画面变得更加复杂。这再次突出了文学性原始文献中的法律术语问题。此外,这些术语记载着平民围绕限制借贷利息的斗争,尤其是斗争的工具法律和平民保民官。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塔西佗《编年史》记载的可靠性,而他的记载几乎是历史编纂学在该问题上的结论,[1]并且得到了其他原始文献的佐证。二、塔西佗《编年史》第六卷和“罗马自古以来反对高利贷”的命题在《编年史》第六卷中,塔西佗记载了公元32年至37年的历史,这涉及提贝留斯统治时期。在公元33年,他记载了一次债务人反对继续以独裁官凯撒的法律所禁止的利率放贷的高利贷者 的暴动。根据塔西佗的记载,古罗马人反高利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大执政官之前的时期:“罗马自古以来就反对高利贷,高利贷是叛乱和不和的经常源泉,甚至在较早的道德还未堕落的社会里,人们已经对它采取限制措施了。”(《编年史》VI,16,1)罗马人反对高利贷的古老性在共和晚期再次被强调,李维记载的公元前494年第一次撤离运动之前的平民骚动[2]和十大执政官之后的时期推动反高利贷措施出台的反复骚动佐证了这一观点。讨论“引起叛乱和不和”的问题是有意义的,它不仅与平民的撤离相关,也与共和晚期贵族所重视的阶级和谐[3]和歌颂道德未堕落的古代社会的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关于十大执政官之前时期的债务关系法,基于针对受判处者提起的拘禁之诉和《十二表法》,在理论上人们推测承担“责任”的债务人的处境可能会更加悲惨。在这一时期,债务口约的实质可被具体化为一种债务奴隶自发地“屈从”于作为放贷方家父的形式,由此产生了一种不具有《十二表法》第三表第1条至第3条所规定的执行程序特征的具体“责任”形式。就《十二表法》而言,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对不履行到期债务的债务奴隶来说,作为受惩处者要受制于其规定的拘禁之诉。无论如何,债务口约和被裁交原告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这导致平民宁愿委身于债务口约,而不是等待“债权人”的拘禁和随之而来的被裁交债权人。即便在上述理论中也是如此。[4]然而,这依然没有回答债务人负债的法律形式问题。李维所使用的上述术语是明确的,直到《十二表法》时期一直使用债务奴隶。我认为,术语的明确性得到了在早期法中使用uncia(意思为盎司,也即1/12阿斯译者注)这一专业术语指称金钱因借贷而增加的数额的佐证。放贷的金钱数额与增加的数额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定比例的标准阿斯(阿斯是当时的重量单位)。从抽象的角度看,这既不是数量巨大的也不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在具体情形下“商定的”交换价值,首先取决于铜块,其次是铜铸币,并且 还需要用称去称重量。在此重要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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