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论——蔡元培对“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定位

作者:郭辉;张晓琴 刊名: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上传者:干丽萍

【摘要】蔡元培将新文化运动后期的发展比作"洪水",他意识到新文化运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流弊,主张对其进行必要的"疏导"。蔡元培极力推动发展科学事业,但对当时运动中占主流的科学主义却持有异议;他倡导向西方现代社会学习,但主张对西方文化的引介要全面;他是解构经学意识形态的倡始者,但却不是简单地否定旧文化;他始终把文化发展当作推动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主张在救亡与启蒙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洪水论"蕴含着蔡元培对新文化运动发展深刻而又全面的理解,体现了一位成熟思想家的批判意识和反思精神,这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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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之后,蔡元培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洪水与猛兽》,这篇文章被罗家伦誉为“光芒万丈的短文”[1]。蔡元培在文中将新文化运动蕴含的新思潮比作洪水,将军阀比作猛兽,将中国当时的现实状况比作洪水与猛兽的斗争,“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伏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文章以洪水比喻新思潮,表明蔡元培不仅认同新文化对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倡导发展新文化,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了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流弊,开始有意识地引导新文化运动向健康方向发展。在蔡元培看来,新文化的思潮威力巨大,如滔滔洪水冲击着旧文化、冲毁旧的风俗礼教,但由于其来势汹涌,难免造成破坏性影响。对付洪水,禹用导法,使归江河,结果不但无害,且得灌溉之利。对于新思潮,蔡元培主张也不能湮没,只能进行疏导。“洪水”论将新思潮比作洪水,实际上预设了其难免有误区[2]。蔡元培强调“来帮同疏导洪水”,表明他不仅强调新文化运动的进步性,同时也注意到其发展可能存在的弊端以及对其进行积极引导的重要性。洪水论蕴含着蔡元培对新文化运动发展深刻而又全面的识察,集中体现了他的文化观和文化发展战略。一、科学与科学主义蔡元培充分认识到科学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因而十分重视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倡导“科学救国”。1918年12月,他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筹募基金启》中说:“今人竞言科学救国矣。夫科学何以能救国,岂不以人类所由以进化之秘奥,他学所不能明者,而科学能之;国家所赖以生存之要素,他术所不能致者,亦惟科学能之。并世各国之富强,正与科学之发达以骈进;而科学之发达,又与研究所之众寡相比映。”[3]蔡元培认为,欧洲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科学化,学习欧洲文化必须学习欧洲的科学技术。他在《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中讲:“盖欧化优点即在事事以科学为基础;生活的改良,社会的改造,甚而至于艺术的创作,无不随科学进步而进步。故吾国而不言新文化就罢了,果要发展新文化,尤不可不于科学的发展,特别注意啊!”[4]对于科学,蔡元培提出过一系列卓越见解,形成了完整的科学观。他主张科学为一切事业之基础,提倡科学知识与科学方法并重,应用科学与纯粹科学并重,学术自由与国家需要并重,科学与教育并重,并力主“融通文理”[5]。他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其主持北大之初,正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开始兴起之时,蔡元培即聘请了中国第一个介绍相对论的夏元瑮作理科学长。1917年至1930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他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为北大奠定了民主与科学的传统。1928年起,蔡元培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至逝世,在此期间全身心投入科学事业的建设,实为我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奠基人。自工业文明以来,近现代科学在各个领域中所表现出的令人信服的力量,使“科学”这个词常常被视为“正确”或“合理”的同义词[6]。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胡适等人不约而同地主张“科学万能论”,而对科学以外的文化形态的价值大加贬斥。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后期,经过了1922年的“科玄论战”,科学逐渐从新文化运动初期的“赛先生”变成了“赛菩萨”,失去了文化批判精神的科学崇拜可悲地背叛了“科学精神”。其后,“科学主义”日渐发展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成为指导一些领域的圭臬,从而出现了“科学消解启蒙”的现实的启蒙悖论[7]。蔡元培虽然肯定科学知识的重要性,重视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和引介,大力推动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但他并不认同“科学主义”,始终保持着对“科学主义”和“科学万能论”的自觉反思。他批评“科学万能论”将人当作物质,抹杀了人类的自由意志和个性。对于陈独秀等人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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