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中的“自我”建构——从三本教材看中国文学理论学科发展趋势

作者:张贺 刊名:牡丹江大学学报 上传者:李艳

【摘要】从三部近年出版的文学理论教材来看,中国文学理论学科从当前文化语境出发积极进行学科反思与重建,在求新求变的过程中,注意吸收中西古今文论与诗学话语中有生命力的因素,力求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与民族性的融合,展现了中国学术现代化的发展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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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众文化”以及“全球化”的浪潮使中国文艺学面临诸多困境。南帆主编《文学理论(新读本)》(简称“南本”)、王一川著《文学理论》(简称“王著”)、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简称“陶本”)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中国文学理论在古典镜像破碎的危机和西方话语“他者”的挑战面前构建“自我”主体的一些努力和方向。一、学科本位意识的自觉与明确作为一门学科,文艺学应站在自己的领域内说话、以应有的方式说话、说自己应该说的话,这一点已经得到明确。(一)言说范围的明确定位文艺学的边缘化是难以逆转的趋势。因为经济建设是我们国家现代化的中心,文艺学作为人文学科缺乏经济学、法学等社会学科的实用性与迫切性,它必然会被边缘化。这使研究者沉潜下来,摆脱原有的浮躁,而把文艺学研究真正作为独立的学科来建设,作为一种学术文化来对待。这样的姿态在三部教材中都很明显,集中表现在对于以往教材中占据非常重要位置的“意识形态”问题的处理上。南本和陶本中,“意识形态”问题只是文学的诸种关系体中的一部分,而且在阐释上也明显与以往有别。在南本中,“话语”和“话语分析”成了其理论表述的核心概念。虽然,南本中“话语”内涵和功能非常宽泛,但还是落实在了文学上面。在阐释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时,也与以往教材中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不同,认为,“文学既是意识形态的手段,同时又是使其崩溃的工具。”[1]13陶本中,“意识形态”问题是教材所谈论的七个基本问题之一“文学与文化、道德及意识形态”中的一个分论,所占篇幅较小。但也不是按苏中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观点,而是运用了阿尔都塞、马歇雷、詹姆逊、伊格尔顿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得出了和南本意思相同的结论:“文学就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生产形式,既受意识形态制约,本身又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作用于现存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的两面。”[2]326王著中,作者几乎放弃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而是围绕着根据个人对文学的体验所总结出来的“感兴修辞”属性来结构全书,只是在创作动因部分提出来作为五种动因之一进行了简单论述。总之,三者通过或少谈、或重新阐释的方式淡化了“意识形态论”,从而使文学理论话语避免成为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单纯的传声筒。这正是学科本位意识的一种表现,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是毕竟回到了本应属于自己的位置上,摆脱了作为附庸和吹鼓手的窘境。(二)言说方式上,追求逻辑、规范、科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话语的表述方式上应该遵守相应的规范,按照规范来阐释和说明问题。对于以往常见“实用主义”的话语方式,这三部教材都持否定态度。对于陶本来说,这种态度可能就是其动因之一。其“导论”部分对那种本质主义的、从另外的角度看也就是“实用主义”的操作方式给予了严厉批评和嘲笑:“这类所谓‘工具书’在逻辑地划分的标题(比如“文学本质”、“文学语言”、“文学题材”、“艺术真实”等)下汇集了从柏拉图到福柯、从孔子、鲁迅到冯骥才的只言片语。于是,在依据这样的工具书拼贴出来的教科书的某一页上,我们竟然可以同时找到马克思、柏拉图、福柯、孔子、鲁迅、冯骥才关于某个问题的‘相同’说法!文艺学的‘真理’就这样发现了!”[2]17在此基础上,提出“历史化”与“地方化”原则。尽管这种原则在具体章节中没能得到完全贯彻,而且这种批评对于历史也于事无补,但对后来人无疑是个振聋发聩的警示。王著在这一点上也很突出。第一章,在梳理了“文学”概念在中国历史上的“原初含义文章和博学”、“狭义有文采的缘情性作品”和“广义一切语言性符号”之后才归纳出“文学的现代含义”:“文学是一种语言性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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