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土地所有权与主权的同质性——以西欧早期权属变迁为样本

作者:王占明 刊名: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上传者:杨洋

【摘要】土地所有权与主权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关联,二者关系不能通过社会契约或实在法的简单描述获得说明。通过不完全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二者曾经混合一体,其近代以来的分离不过是观念上人为的分割,而该种分割并不彻底。在解释上,须以贯通公、私法的历史眼光解释二者之间的同质互动。同时,土地国家所有权因此被引申证明具有一定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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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在法律的世界中,所有权与主权是两个兼具理念表征与体系建构功能的基石性范畴。可以说,正是在二者各自的基础上,近代法上私法与公法二元并立的格局才得以形成和展开。一般认为,所有权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支配标的物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1]54。主权是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独立权[2]106。如果抛却法律部门分割的前见,持一种整体的法律观,很容易发现,二者之间绰约存在着某种联系,甚至即使不是出于考古的好奇,对这种联系的漠视也会损及其分别表述的完整性与说明力。如果允许采用一种非体系的方法进行质疑,这种传统漠视所造就的理论疏离就会暴露得更加充分:如果没有主权对所有权提供支持与保护,所有权何以自足?反过来讲,如果只谈主权不谈所有权,主权本身的实在性,又安立何处?传统学说把主权与领土共同作为构成国家的要素来看待,没有探究主权与土地所有权的内在关联;即使把主权升格理解为国家的同义语,领土作为其要素似乎也只能显示出其作为国家存在基础的特殊意义,而仍未说明或厘清领土与私人土地所有权的关系。劳特派特说:“一个国家的领土不是它的君主的财产,也不是它的政府的财产;它是隶属于一个国家的属地最高权或统治权之下的国土”,是“国家的领土财产”,是“国际法的客体”[3]1-2。问题是,私法与公法、国际法与国内法,是可以当然分割的吗?二、不同法学流派所提供的解释模式(一)自然法学派所有权缔造了主权,这是自由主义法学对所有权问题的典型表达。该表达隐含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立的理论框架。按照这种理解,所有权是市民社会中先验存在的一种法权安排,是先于主权而存在的范畴。而主权则是在国家,尤其是近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后始告出现的现象。所有权是人人生而具有的、天赋的、不可剥夺的人权,是私法上市民社会自治的产物。而主权则是社会契约被缔结,用以保护所有权的造物,是所有权让渡的结果。自然法学派的解释为主权的世俗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尽管在基督教文明的笼罩下,所有权最终仍须以神权作为其不可或缺的解释维度之一,但自然法学成功地瓦解了主权与神权之间的暧昧关联,而将所有权作为人权保护的屏障安插在主权与神权之间,这就使主权与所有权改变了彼此的位次关系,使主权在寻求神圣化之前,须首先履行其对于所有权所担负的世俗义务。自然法学派的思想符合资产阶级革命“自由”、“民主”的基本理念,有利于私人自治和对公权力的约束,有力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因此成为西方支配性的历史解释模式。但是,自然法学派所鼓吹的政治理想在革命胜利后不可避免地与现实发生偏离,随着近代行政国家的出现,主权更多呈现出对土地所有权的管控而不是依赖,主权强势的现实使所有权缔造主权的解释力止步于历史描述,而无法担当对二者关系的全面说明。(二)实证法学派主权缔造了所有权。实证法学派认为,应将价值考虑排除在法理学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外,并把法理学的任务限定在分析和剖析实在法制度的范围之内;法学应抛弃先验前提,对可观察的客观现象和实际经验进行分析。从法律实证主义的角度来看,法律就是主权者的命令[4]122-123。在现实世界中,所有权有赖于主权的确认和保护,也同时受到它的限制和规范,在特别的情况下,主权可以经由特定的程序以正当理由的名义将所有权合法剥夺。因此,从法产生和运作的实际情况上来看,所有权是由主权所缔造的。主权缔造所有权的观念并非为实证法学派所独有,在自然法学派内部,虽然社会契约促生主权被普遍认同,但二次社会契约的理论也广泛存在,社会契约的效果,究竟是在属私的市民社会中创制了属公的国家,还是包括市民社会本身也不过是社会契约的产物,这一点仍然存在争议。换句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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