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及其对当代法制建设的影响和意义

作者:邱吉顺 刊名:职大学报 上传者:林芝阔

【摘要】中国法系渊源流长,经过四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一直没有中断,仍然隐隐影响着当代人的法律心理。可是,某些法制建设者无视这种客观存在,一味追求所谓"现代意义"的法制建设与东施效颦式的全盘模仿欧美法律,不能不说是愚味与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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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法系渊源流长,经过四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一直没有中断,因此,其历史沿革非常清晰,无论是某一部法典,还是某一项制度,都有清楚的渊源关系,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完整体系。虽经1904年沈家本主持的“修律运动”,标志着中华法系的崩溃。但与中国法制现代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传统法律文化仍保留着其独特的品质,历经千年的洗刷、积淀,仍然隐隐影响着当代人的法律心理。可是,中国的某些法制建设者无视这种客观存在,一味追求所谓“现代意义”的法制建设与东施效颦式的全盘模仿欧美法律,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法制建设的愚昧与憾事。本文将从剖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特点入手,阐述其精髓,以期对中国未来法制建设之路有所参考。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概述及其特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指中国持续几千年来各个朝代所有支配法律内容的原理、规则、意识,一般是指延续几千年的封建正统法律文化。其核心是“仁”的儒家文化。但是这种儒家文化并不仅仅局限于孔孟之道,还有汉初大儒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种集道、法、儒诸家思想为一身的新文化。这一文化一直影响和贯穿于我国整个封建时代,直至清末的西法引进和法制的近代化的整个过程。探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结论。比如从立法和法典结构上看,可以说“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是一个重要特点;从司法体制上观察,可以说“行政兼理司法”是一个明显特征。但是从最具特色的角度入手,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基本特点就应是“礼法结合”。所谓“礼法结合”是指在中华法系法律制度中,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完全融为一体,法律的评判标准与道德的评判标准一致。这种倾向,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表现在许多方面。另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其他特色精神内容在古代法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不时影响着当代中华圈中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法律意识。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当代法制建设的影响和意义清末的“修律运动”大量引进西方近、现代资本主义的法律学说,法律制度和法律技术、术语,传统法律的特有性格受到重大的冲击,在“欧风美雨”、“西学东渐”的潮流的压力下,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走向解体;随后中华民国在对中国传统思想价值批判与对西方现代法制理念学习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六法全书”为代表的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则标志着社会主义法制开始确立。经过以上重大法制变革的洗涤,现今的法律文化似乎与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文化已风马牛不相及毕竟二者相隔太遥远了,但透过历史尘埃,我们仍能看到传统思想文化对当代法制建设的巨大影响力,同时也为无视传统法律文化精华而痛惜。1、“无诉”思想前面已谈到过,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以儒家“仁”为核心,同时集道、法、儒诸家思想为一体的复合文化。而对待狱诉的态度上,道家、法家和儒家大致相同。道家的老子追求“无为”的境界,而“无为”反映在诉讼上即是“使民不争”。道家认为“争”是万恶之源,因此,无论是争罪还是争财,都应为世人所不齿。为了避免“争”,人们应当“见素报朴,少私寡欲”,如此才能达到自然和谐的无争理想境界,从而实现其“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法家的无诉思想与道家正好相反,主张应积极有为,奉行重刑主义,重视法的执行应用,同时广泛地运用“赏罚”来作为其促进社会向前发展的手段。法家如此做法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使法令昭然,使民众用法令的尺度来衡量自己的行为,更重要是用重法、重刑来“定分止争”。法家同样将“不争”视为社会人际和谐的前提,不过法家采用的是“以刑去刑”的途径,即所谓的“重刑小过,小过不犯,大过不来”;第一个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证“无诉”思想的是儒家。孔子认为人们追求的理想境界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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