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汉学对新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影响

作者:张锦 刊名:小说评论 上传者:柴亮[1]

【摘要】海外汉学发展迄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无论对中国还是对西方都意义深远。众所周知1904年林传甲借鉴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为京师大学堂撰写国文讲义,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对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有所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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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汉学发展迄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无论对中国还是对西方都意义深远。众所周知1904年林传甲借鉴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为京师大学堂撰写国文讲义,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对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有所参考,他为《中国小说史略》写《题记》,首先推崇盐谷温“发见元刊全相平话残本及‘三言’,并加以考索”①。改革开放以后,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更是以前所未有的迅猛速度传到内地,为内地了解海外和自身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学术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没有海外汉学的西风东渐,便不可能有内地今天的文学研究格局。“海外汉学”或曰“海外中国学”已经越来越引起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已逐渐成为现代学术体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那么新时期以来海外汉学究竟对内地现当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哪些影响?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散佚资料的搜集、钩沉与整理 搞学术研究,史料非常重要,它还原了特定时期的历史原貌,本身就是历史真实。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史料建设同样是一项亟需治理的浩大工程,海外汉学为这项 工程贡献颇多。 首先,海外汉学为我们提供了 20 世纪中国作家、学者在海外生活、学习、工作 的大量资料。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历史便镂刻上了外来影响的痕迹。在全民族“启蒙与救亡”的呐喊声中,大批作家、学者纷纷留学海外去探求民族的出路。海外留学经历为他们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创作素材、新的创作灵感和新的思想内涵。在陌生的国土上,他们也浸濡了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理论和思潮文化。例如鲁迅曾留学日本达七八年之久,对于在日本的生活,他本人曾撰文作过描述,如《藤野先生》、《呐喊·自序》等。但更多的情况由于资料有限,我们无从了解。长期以来,日本的鲁迅研究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大批学者充实了鲁迅研究队伍,这之中有鲁迅生前的好友,如增田涉、内山完造、鹿地亘等。 其次,20世纪的中国文人和海外人士有很多的交往尤其是书信往来,这些书信是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作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数年前夏志清教授公布了张爱玲1963年到1982年间给他的一百封信札,刘绍铭教授公布了张爱玲1966年至1967年间给他的18封信札,台湾学者周芬伶近年又发现了一批张爱玲的信件,为深入了解张爱玲海外生活情况、精神状况以及创作情况提供了真实的素材。作家、学者之间的这种交往切磋无论对文学创作还是对于学术发展来说都是极为宝贵的,思想和思想通过碰撞可以激发新的灵感并升华出新的内涵,尤其对于具有不同 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教育背景的人来说,146 这种交往必能增进对文学新的理解。 另外,海外汉学中有相当数量颇具价值的学术著作,它们是内地学者进行文学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现有资料表明,世界上第一本《中国文学史》为俄国汉学家瓦西里耶夫(1818-1900)撰写。1998年谢冕、孟繁华主编“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体例和研究方向上,主要借鉴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从1898年到本世纪末100年的文学历史中,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11 个年份,来把握一个时代的精神和文化走向。 二、文学评价标准的改变和研究理念的更新 新时期以来,内地文学评判标准的改变和研究理念的更新,既是学界自我反思与知识调整的结果,同时也与对西方文化学术思想的引进有关。海外汉学作为西学的组成部分,它的“东来”无疑大大加速了内地学术发展进程。 文学史是对撰写当时为学界所公认的研究成果的编撰,文学研究中成功的理论探索,最终都会落实到文学史的写作中。所以从文学史我们便可窥见同一时期文学研究的大致思路和研究状态。50—70 年代的各种现代文学史,大都政治气息过于浓重,只承认“革命文学”的合法地位,显示了研究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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