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社会转型与村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基于14个村庄田野资料的分析

作者:周大鸣;梅方权 刊名: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上传者:向宇

【摘要】本文试图在社会转型期的背景下透视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结合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全面探讨现行的乡村权力结构与村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关系,建议扩大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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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的背景说明本文是美国LUCE基金资助“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宗族、乡镇企业与权力结构研究”课题的成果之一。课题组通过2001年-2003年间对11省14个村庄的调查与比较,以乡村权力结构的变迁为切入点,力图了解中国农村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乡村社会转型历程,再现转型期乡村权力结构的调整和重构。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近年村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频率较高,14个村中有不同程度的存在。比较突出的有深圳M村上访事件、河南L县陈斗寨的暴动事件、陕西礼泉县赵镇G村抗税事件、唐山郑庄XX钢厂堵门事件。这与税费改革以前新闻媒体报道的全国各地农村各种群众性事件增多的趋势相一致,也与“三农”问题的严重情况相吻合。4个事件很有代表性,能够代表当前村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几种类型。对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研究,可以洞悉导致一系列事件的原因和症结,从权力结构和引导村民的制度化参与入手,为乡村的治理和稳定提出合理的建议。国内外关注农民政治参与的学者很多,如应星[1]、于建嵘[2]、徐勇[3]、杨年松[4]、曹泳鑫[5]、方江山[6]、J米格代尔[7]、仝志辉、贺雪峰[8]、郭正林[9]等,对村民自治与农民政治参与,包括水库移民在内的各类上访事件、农民因为不满现行税收政策的“有组织抗争”所蕴藏着的政治风险和改革机遇、村民上访的理论阐述和构建等做了一定的研究。本文试图在现有的乡村权力结构和整个转型期一系列政策的背景下透视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结合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全面探讨现行的乡村权力结构与村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关系,并对解决这一现实问题提出政策性建议。鉴于影响村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因素错综复杂,如村民之间利益纠纷导致的上访,本文把研究范围限定在村民与国家、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矛盾导致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不涉及民事纠纷导致的同类事件。二、调查个案反映的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农民的政治参与由国家的体制、政策和不同农村具体的情境而决定。一般而言,包括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两大类。制度化参与全国基本一样,包括通过村民选举和参加村民大会,发表对公务的意见,在此不多论述。农民非制度化参与包括消极抵制、积极抗议、小规模暴动和有组织的抗争等几种形式。其中后三种最值得关注。积极抗议主要包括:公开指责干部、聚众闹事、上访以及通过非常方式向高一级领导人表达意见等。课题组调查的有关村民积极抗议的事件包括了深圳M村上访事件、陕西G村抗税事件、河北郑庄XX钢厂堵门事件。本文选取深圳M村和G村的个案进行说明。03个案一:深圳M村上访事件。改革开放以来,M村的发展经历了一段戏剧性的历程。1980-1992年从一个贫困的村落变成深圳的模范村;1992-1998年甚至一度被评为全国百强村;但是2000年前后变成一个负债累累上访不断的村落;直到2002年重新回到常规发展的平静阶段。1992年以后,柳昭洪上任村党支部书记,刚开始为人正直,大公无私,M村得到了发展,村支两委取得一定威信。1994年以后,随着年龄增长,受名誉、地位的诱惑,虚荣心膨胀,大肆挥霍浪费,追求表面工夫。1999年7-8月,村支两委换届,柳运兴担任党支部书记。柳红专当选村长。选举过程中,有些村民反映干部有不正之风。在场的镇政府干部表态一定要查清楚,15天后答复。村民等了15天,对答复不满意。加上镇、区联合派工作组查帐,查出好几年前白头单乱开乱支很严重,群众听了更为气愤。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开始,村书记柳运兴无力把握全局了。这时,以村民小组长柳歼击为首的一帮年轻人组织村民代表成立了查账小组。大部分出于对每家每户切身利益的关注和惩治贪污的迫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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