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情境失当与社会控制——欧文·戈夫曼的反精神病学思想

作者:王晴锋; 刊名: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上传者:霍妍

【摘要】欧文·戈夫曼的研究影响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反精神病学浪潮,并在实践层面助推精神病治疗的去机构化。戈夫曼的研究也遭致一些批评,如忽视精神病学的正功能、去机构化产生的负面后果、超级精神病学与本体论欺骗以及研究立场不够客观和结论过度概化等。戈夫曼从情境互动的角度看待精神病行为,打破正常人与精神病人之间的界限,为研究一般意义上的越轨行为提供了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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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研究,学术界谈论较多的是他的第一部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1959年),然而,两年后出版的另一部著作《收容所》(Asylums,1961)的社会影响力丝毫不亚于前者。戈夫曼被普遍认为是拟剧论的创造者,但忽略了他也是反精神病学的斗士,而他的反精神病学思想主要体现于《收容所》一书。法国已故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曾认为,《收容所》是戈夫曼最重要和最具独特性的著作[1](112)。《收容所》是戈夫曼在社会学界之外的读者最熟悉的著作,也是他被引用最多的著作之一,该书的章节或摘录经常出现在各种读本、文集或教科书里。在西方社会,收容所由来已久。中世纪晚期,一些教会开始运营收容所性质的机构,它们通常是一些慈善组织,为遭受病痛、穷困折磨的社会底层提供各种帮助。“收容所”的英文Asylum源自希腊语asulon,它由a (表示否定)和sulon (表示占有权、拘捕权)构成,是避难或给予庇护之地[2](301)。戈夫曼以这个词作为书名颇有嘲讽之意:现代精神病院充满着悖谬,它以提供庇护、救疗为名行控制、专政之实。戈夫曼探讨了精神病、精神病人与精神病机构之间的三角关系,尤其是通过对精神病人生活世界的特征化描述,质疑以精神病院为代表的现代收容机构宣称作为避难之地及能够提供帮助和舒适的社会功能。就普遍意义而言,戈夫曼以精神病院为原型的经验研究勾勒出西方社会控制的内在运作机制。本文关于戈夫曼的反精神病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以《收容所》为基础,同时也涉及戈夫曼在其他著述中关于精神病学的观点。一、《收容所》:时代背景与社会效应1955~1956年,戈夫曼对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圣伊丽莎白医院进行了参与式观察,《收容所》是这项研究的主要成果,它是一项关于精神病人的社会情境的民族志研究。戈夫曼在圣伊丽莎白医院工作了一年,其间担任康复部主任助理,该职务有助于他搜集病人生活世界的民族志材料。圣伊丽莎白医院是一所公立医院,当时美国州立医院的规模都比较大,1955年,圣伊丽莎白医院有7 500名病人和2 500名医生[3](262)。20世纪50年代中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住院病患达到高峰。此后,随着抑制精神病药物的发明,精神疾病的治疗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极大地减少了病人对精神病院提供机构照料的依赖。因此,当戈夫曼在圣伊丽莎白医院开展研究之时,正值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精神病治疗处于关键性的历史变革时刻。在戈夫曼之前,西方社会已经浮现出反精神病学的思潮。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很多关于病人、疾病与精神病院之间关系的研究。除了戈夫曼的《收容所》被广为人知之外,米歇尔·福柯的《疯癫与文明》(1961年)、罗纳德·莱恩(Ronald Laing)的《分裂的自我》(The Divided Self,1960)及托马斯·萨兹(Thomas Ssasz)的《精神病的神话》(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1961)也在这一时期出版,它们在世界范围内共同掀起了反精神病学运动,拉开了反制度化和去住院治疗的序幕。这些著作之所以能够获得高度关注和成功,除了作品本身的原因外,还有更广泛的社会因素。在经历了二战后短暂的经济繁荣之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地方政府和卫生部门在资金方面开始显得捉襟见肘。这些著作的面世可谓适逢其时,它们投合了当时反精神病学的意识形态[4](292)。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继续监禁那些无害的精神病人(尤其是以公费维持这项开支)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变得不再正确时,地方政府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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