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联合路径研究——基于联合社的多案例分析

作者:吴翔宇;丁云龙; 刊名:农业现代化研究 上传者:王秀丽

【摘要】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逐渐凸显,识别其联合路径对联合社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系统理论框架,以"苏合"销售合作联社、"邓村绿茶"专业合作社联合社、黑龙江"龙联"联合社为案例,分析基于合作社服务功能系统的合作社联合路径,并探讨各联合路径的差异性和共性。结果表明,合作社之间的"二次合作"有助于激活组织间的互补和协同作用,打破原有合作社服务能力提升的禀赋约束,增加农民合作经济的效用;合作社的联合有同服务区位联合,服务系统内联合和跨服务系统联合3条联合路径;各路径之间没有优劣之分,但联合效用的充分发挥需要联合社对自身有清晰的定位,还需与成员能力相匹配,并且以完善的运营模式为保障。研究表明,不同的联合路径适用于不同规模的合作社。因此,对已具规模的合作社鼓励其结成战略联盟,对初具规模的合作社鼓励其进行同类产品的联合,对规模较小的合作社鼓励其进行专业性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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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合作社发展走的是“先发展,后规范,在发展中规范”的道路,现在看来“发展有余,规范不足”[1]。经营规模小,带入农户能力弱,服务层次低,农产品销售和农资购买所占市场比例小,承担风险能力差是普遍存在的问题[2]。其表现有,当前合作社功能数量整体偏少,尤其是在加工运输、 标准化、信贷服务和权益保障上的作用发挥有限;并且由于门槛设置较低,缺乏日常有效监督,导致大量“空壳社”、“挂牌社”、“家庭社”现象广泛存在[3];而“资本下乡”一方面为农业经济注入了强劲动力,另一方面又导致合作社不得不面对在市场竞争中更具优势的农业公司[4]。参差不齐的合作社质量和外在的竞争压力使得原本“各自为战”的状况难以为继,通过联合提升市场竞争力是最为简单、有效的手段。2017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明确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法律地位,对联合社成员资格、注册登记、组织机构、治理结构等做出了规定,为联合社发展提供了支撑框架,联合社成为继农民专业合作社之后又一被纳入法律范畴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从制度安排来看,联合社是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在农业产业化经营实践中形成的一种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与创新[5]。从产业发展来看,合作社的联合是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的深度合作,是技术、人员、产业链条在横向和纵向的高度整合[6]。联合社的发展如果仅依靠市场下的“试错”功能进行经验积累将耗费大量的成本,因此,识别合作社的“联合”路径,为联合社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对农业现代化发展至关重要[7]。在现有合作社的禀赋约束下,如何优化配置合作社资源,以求提高合作社服务功能的整体水平,是当前百万基数的合作社必须解决的问题[8]。一直以来,中国把农业现代化作为农业发展的目标,并将其作为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的重要战略部署[9]。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必须以现代化的组织为载体,为此,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一种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在国家的扶持下蓬勃发展。但合作社数量的增长并未带来合作社的服务功能充分有效的发挥[10],其在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欧美和日本仍具有较大的差距[11-13]。“联合”为数量积累巨大的合作社提供了新的“突破口”和“转折点”,并为杂乱丛生的合作社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合作社作为一种“助农扶农”的组织形式实现了农户之间的“一次合作”,而联合社通过合作社的“抱团”实现了合作社之间的“二次合作”,其对合作社整体服务功能水平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联合社简单来讲就是合作社为了扩大规模,联合多个合作社成立的一种合作经济组织,是兼具对内服务与对外经营双重属性的合作社法人。本文对联合社的定义是,基于产业或区域发展需求,由符合相关资质的合作社,为实现共同目标,发挥各自优势,在规范的制度框架下,联合而成的合作经济组织。对合作社联合问题的研究自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之后便开始展开,联合是合作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趋势在初期就得到了论证[14]。随着联合社的作用在农业经济中的作用逐渐凸显,联合社的动因和类型成为研究的焦点。有学者提出组织化潜在利润是合作社再联合的内在动力,并且利益一致性的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合作社之间的联合,也由此引发联合社演化出不同的组织类型[15];还有学者指出,相对于市场和吸收新社员,联合社实为一种交易成本更低的治理结构,是合作社为扩大规模理性选择的结果[16];联合社还可以通过风险共担机制实现风险分散,进而规避市场风险[17];联合社内存在紧密的产销一体化和松散的“代买—代卖”两种关系,可分为生产型、销售型、产业链型和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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