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戈夫曼:自我书写的民族志学者

作者:王晴锋; 刊名:文化与传播 上传者:任伟

【摘要】欧文·戈夫曼践行的是日常生活的社会学,他毕生关注微观互动秩序的结构及其动力学机制。戈夫曼的个性特征、家庭背景以及生活经历与其研究主题、观点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他的一生体现了"游牧者"的形象:出生于曼恩维尔、温尼伯读中学、曼尼托巴大学以化学为专业、加拿大国家电影局工作、转学多伦多大学、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博、爱丁堡大学访学、先后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并曾在英国设特兰岛、美国华盛顿的圣伊丽莎白精神病医院和拉斯维加斯赌场从事过田野研究。戈夫曼敏锐地感受着现代性状况下的自我感知,他的诸多研究主题、概念都源于自身的生活实践。戈夫曼的社会学是一种学者自我书写的民族志形式,他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一位社会学学者对现代性条件下自我生存状态的感受与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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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年轻的欧文·戈夫曼在《英国社会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阶级地位之象征》(Symbols ofClass Status),由此开启其学术生涯。直到1982年逝世,戈夫曼在他三十余年的学术历程里,独辟蹊径,开创了微观互动研究的一代先河,先后出版了11本著作以及其他研究论文,在社会学领域内外赢得无数拥趸,最终在美国乃至世界学术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戈夫曼践行的是关于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社会学,也即对社会生活中共同在场者的面对面互动行为进行微观剖析。为此,戈夫曼提出了一系列经久不衰的分析概念,诸如全控机构、文明忽视、印象管理、自我呈现、面子工夫、角色距离等。戈夫曼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经验感,从早期的拟剧论到后来的框架分析,戈夫曼专注于互动秩序的结构及其动力学机制。在戈夫曼的一生中,他从未雇佣过任何人进行研究、不与人合著、也从不担任任何学术组织的评王晴锋委,甚至不属于美国社会学协会下属的任何一个分会组织,唯一的例外是1981年被当选为美国社会学协会的轮值主席。戈夫曼不愿意别人探究他的私人生活,甚至不建议别人研究他的社会思想。在他看来,社会学应该是一门关于社会事实的学科,社会学家应该研究经验事实而不是研究某位社会学家的思想。事实上,戈夫曼(不自觉地)参与了20世纪后半叶以来美国社会学的发展进程并具有极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因此,研究这样一位社会学领域的重要人物是有学术价值的。本文是关于戈夫曼生命历程和学术生涯的论述,旨在从个体独特的生命史的角度理解他的研究主题和学术思想。由于深谙舞台表演技术的戈夫曼对其个人生活讳莫如深,我们难以有机会窥探他的后台领域,也即他的学术著作背后的个人生活以及家庭背景。因此,有关戈夫曼生活史的资料很匮乏。本文主要依据散见于各处的文献资料并整合戈夫曼在其著述里呈现出来的学术历程,以期勾勒出戈夫曼的前台与后台以及他如何在学术舞台上进行自我展演。一、“后台区域”:原生家庭与早期经历1922年6月11日,欧文·戈夫曼出生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Alberta)中部的曼恩维尔市(Mannville),欧文的父亲叫马克斯·戈夫曼(MaxGoffman),这是一个来自乌克兰的犹太移民家庭,马克斯曾是俄国军队中的犹太应招兵。自沙皇尼古拉一世以来,沙俄对犹太人采取同化政策并实行强制征兵制度。为了躲避政治迫害,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期,总共约有200万俄国犹太人陆续迁移到美国和加拿大等地。在一战爆发前的二十年间,有20多万乌克兰人移居到加拿大。这些难民的迁移路线通常是先抵达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和多伦多,之后被送往温尼伯(Winnipeg),然后再派遣到曼尼托巴、萨斯喀彻温和艾伯塔各地。[1]1916年,马克斯只身从乌克兰的诺沃卡莱恩卡(Novokrainka)来到加拿大曼尼托巴省的温尼伯。两年之后,在当地犹太人团体的帮助下,28岁的马克斯与比他小10岁的安妮·奥尔巴赫(AnnieAuerbach)结婚。不久之后,他们搬到阿尔伯塔省的小城曼恩维尔,它位于省会埃德蒙顿(Edmonton)以东大约100公里。1919年,马克斯一家顺利生下了女儿弗朗西丝(Frances);三年之后,又生下儿子欧文。父亲马克斯一直经营着一家服装店,但开始时,他们的生意并不景气。[2]1926年,马克斯一家辗转来到曼尼托巴省的多芬市(Dauphin),在第四大街上继续经营他们的服饰店。凭着犹太人天生的经营才能和恰当的选址,马克斯的生意日渐兴隆,经济状况也明显好转。欧文小时候的成绩并不理想,而且经常干一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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