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化、传播与食物生产类型的形成——人类学的视角

作者:范可; 刊名: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上传者:陈立延

【摘要】驯化及其对人类历史走向的影响值得深入探讨。驯化应当被考虑为人类历史进程的"拐点"或者"岔路口":作为拐点,人类从纯粹的食物搜集者转变成为食物生产者;作为岔路口,人类的文化异质性兴起。我们今天所呈现的多样性都可视为驯化的长程结果。驯化与传播奠定了我们在共享某种同一性之上显现出来的差异和多样性。包括畜牧在内的广义的农业发明,使人类在适应上呈现出多彩多姿。它的后续影响使之成为所谓"文明的门槛",预示了人类社会以及人类文化将迎来更为细化、精致的生活方式,同时也迎来更为残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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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学的教学中,我们往往忽视了有关驯化及其后续影响的内容。本文旨在通过重访这一议题,重申其对人类学知识构成的重要意义。在全球史兴起的当下,更是有必要对这方面的内容重新思考和梳理。驯化可谓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岔路口”(fork road)或者“拐点”(turning point)。没有驯化,我们肯定依然行走在永无止境的狩猎采集旅途中。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是食物搜寻者。这意味着我们的祖先不断地处于游徙过程中——人类学家因此把狩猎采集群体称为“游群”(band)。考古资料证明,大概在12 000多年前人类开始定居。这是因为人类在这个时候成功地驯化了一些动植物,导致了农牧业的出现。虽然驯化最初可能是偶然发生的,然而,一旦人们有意识地进行驯化这么一种定向选择实践,社会和文化必定迎来革命性的改变。驯化(domestication)就是把自然界的野生动植物物种(spices)转变成“家养”的“品种”(breedvariety)的过程。驯化是人类对环境曾经作出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干预(1)。本文就此认为,驯化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拐点”——它导致了农牧业和定居的出现。而定居又直接使制陶成为可能。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与此相伴而行的是,日益复杂的制度性建设则使国家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观念的层面,驯化的意义也不遑多让。人类社会一些有关文野、生熟,甚至文化与自然之分都与之脱离不了干系。驯化又像是“岔路口”,人类自此分道扬镳发展出多样性的适应方式和文化形貌。一、驯化的起源与传播驯化,何时发生,在什么地方首先出现,如何出现?文化人类学对这类发生学问题没有考古学和地理学那样感兴趣,但是对于驯化出现之后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转型与发展表现出强烈的兴趣。社会文化人类学普遍接受柴尔德(Golden Childe)有关农业革命的观点,通过比较研究论证农业在人类社会演化上的重要意义(1)。在现有考古资料条件下,人类学普遍接受驯化—农业大约发生于公元前12 000到前11 000年之间。如果从绝对年代考虑,首先发明农业的地区是亚洲西南部的两河流域。但是,我们所驯化的动植物的原始物种并不都来自这个区域。所以,驯化并不是在一个区域内出现的。换言之,人类分别在几个不同的区域驯化了不同的动植物。关于驯化和农业起源的传统观点是线性发展和环境决定论的混合物。古希腊人相信,人类经济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狩猎采集—驯化动植物—农业发明。许多人认为这样的观点大概是古希腊人迪卡尔库斯大约在公元前320年提出来的,但其形成可能要早许多。古希腊人注意到经济的分带现象和气候的分带大体是一致的。美国地理学家伊萨克(Erich Isaac)认为,这种一致的事实,很容易使人们臆测自然条件能解释食物生产社会的多样性,例如草原必然发展出游牧社会。当这种线性观念与自然条件决定论结合起来之后,必然导致这样的想法:经济发展呈现阶段性,但自然条件决定什么阶段在什么地区可以持续下去。印度和其他亚洲文献里也有类似概念。甚至在《圣经》里也有这样的顺序,虽然在《创世纪》的第四章,游牧的出现晚于耕作。但在古希腊人的观念里,这种线性观不是一直向前的,它到了驯化阶段之后,就退化了,继而又周而复始地开始新一轮新的线性发展。这说明,后世人类学的进化论与古希腊这些思想毫无渊源关系(2)。到了19世纪,随着对美洲了解的加深,德国学者洪堡和人文地理学家拉策尔等人,感到用这类顺序观念来解释缺乏说服力。游牧不是狩猎采集和耕作之间的过渡阶段。西半球有许多可以驯化的动物,但却不见有从猎人进化而来的牧民。而且旧大陆仅有的一些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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