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理斯的翻译对“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抵制

作者:庞学峰 刊名:《中国翻译》 上传者:陈宏

【摘要】本文从意识形态理论视角出发,运用文本细读和对比分析的方法对翟理斯的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英译本进行考察和分析。研究发现,在对中国文学和文化典籍进行翻译时,翟理斯有意抵制“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国形象的扭曲与丑化,通过对原文的操纵来重塑中国形象。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翟理斯的人生遭遇:在英国遭受迫害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使他对西方产生了怀疑,从而对“西方中心主义”产生了抵制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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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模式,它是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在处理东西方关系时的表现。“西方中心主义”是“在18世纪末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与世界落后国家不平的交往中,逐渐形成的一种以西方国家创造和主导世界历史为圭臬的政治观念、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话语系统。”(叶险明,2017:41)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模式下,东方代表着停滞、落后、专制和愚昧,必须经过西方文化的改造,才能与世界保持一致。“西方中心主义”是处理东方事务的一种态度,是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萨义德将其称之为“东方主义”,它是西方控制、重构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Said,1979:3)。在“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下,近代西方人对中国形象进行了丑化。如,英国作家笛福(Daniel Defoe)的作品《鲁宾逊漂流记续集》对中国进行了文学家的想象,对中国形象进行诋毁。该书讲述了鲁滨逊到东方的历险故事,他的最后一站是中国,通过鲁滨逊之口,笛福表达了对中国的污蔑。例如,小说的第十三回“Arriving in China”对中国进行这样的描述:伦敦的贸易量超过整个中国贸易量的一半,中国的军队是如此的落后,一艘八十架大炮的军舰就会摧毁所有的中国船只,“但他们巨大的财富和贸易、政府和军队的力量可能会使我们有些惊讶,因为正如我所说的,考虑到他们是异教徒中的野蛮之邦,只是比野人稍微强点儿。”(Defoe,2009:163)1793年,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团受英国政府的委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是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享誉世界的英国著名汉学家和来华外交官,他一生中翻译了大量的中国作品。以往对翟理斯的翻译研究大多集中在《聊斋志异》、《三字经》和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上,主要关注译文的语言、翻译技巧和翻译风格,翟理斯翻译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则不为学界所重视。在翻译的意识形态研究方面,以往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如,王东风(2003)以佛经的中国化和严复的翻译为例,指出了意识形态对翻译的隐性所造成的影响。祝朝伟(2005)论述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庞德对汉语诗歌进行改写,实现了他的意象主义诗学主张。杨柳(2010)从翻译研究的视角对意识形态进行分类,有助于从微观的层面具体分析翻译文本中的多种意识形态因素。杨柳(2013)和易点点分析了审美意识形态和媒介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温和”操纵。胡开宝、孟令子(2017)从批评译学研究的视角强调意识形态对翻译造成的影响。这些研究都从不不同的视角分析论证了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和制约。本文借助前人研究的理论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译者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抵制这一新的视角对译本进行研究,探讨翟理斯对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抵制和对中国形象的重塑。1.近代“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对中国形象的扭曲“西方中心主义”是近代西方人评价东方的派来华访问,其成员以见闻录的形式对中国形象进行扭曲和丑化。马嘎尔尼使团的成员在其游记中评价中国人,认为中国人在道德理论上是典范,但实际上却非常残暴、狡诈、懒惰、肮脏(周宁,2007:121)。使团总管巴罗写道:“这个民族总的性格是集傲慢与自私为一体,表面庄重但实际上却轻薄,礼仪优雅但语言粗俗。表面上说话的时候显得单纯、直率,但实际上却是一种狡诈的艺术,这一切出乎英国人的预料。”(Barrow,2010:187)黑格尔认为,中国历史没有表现出任何发展和进步的地方,中国人的思想只是停留在感性的或象征的阶段,中国文明是处于人类文明的原始阶段(黑格尔,2011:243)。2.翟理斯的翻译对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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