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多样性与地方经济增长—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证据

作者:王振宇;顾昕 刊名:财经研究 上传者:王拥军

【摘要】族群多样性的经济影响及其发生机制,是经济学中一个方兴未艾的前沿研究领域.文章利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抽样调查资料,构建了中国300多个城市族群多样性的面板数据,通过计量分析发现,高的族群多样性显著降低了地方经济增长率.在考察了测量指标的影响和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通过对影响机制的探讨,文章发现:高的族群多样性显著增大了语言沟通成本,降低了私有部门投资率;另一方面,公有部门投资率不受族群多样性的影响,人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族群多样性显著正相关,这两者缓解了族群多样性的不利影响.以上发现,一方面为族群多样性经济影响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地方经济增长的差异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并衍生出新的学术课题和政策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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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多样性与地方经济增长* —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证据 王振宇1,顾 昕2 (1. 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1;2.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摘 要:族群多样性的经济影响及其发生机制,是经济学中一个方兴未艾的前沿研究领域。文章利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抽样调查资料,构建了中国300多个城市族群多样性的面板数据,通过计量分析发现,高的族群多样性显著降低了地方经济增长率。在考察了测量指标的影响和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通过对影响机制的探讨,文章发现:高的族群多样性显著增大了语言沟通成本,降低了私有部门投资率;另一方面,公有部门投资率不受族群多样性的影响,人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族群多样性显著正相关,这两者缓解了族群多样性的不利影响。以上发现,一方面为族群多样性经济影响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地方经济增长的差异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并衍生出新的学术课题和政策意涵。 关键词: 族群多样性;经济增长;语言;投资;转移支付 中图分类号:F06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8)02−0127−14 DOI: 10.16538/j.cnki.jfe.2018.02.010 一、引 言 族群多样性(ethnic diversity)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发生机制,是近20年来经济学中一个方兴未艾的前沿研究领域(Easterly 和 Levine,1997;Alesina,Baqir 和 Easterly,1999;Alesina 和Ferrara,2005)。在当今世界,族群多样性不仅呈现在国家层面(单一族群国家早已不复存在),而且也呈现在地区、社区(社群)、组织甚至家庭之中。族群多样性通过族群认同等因素,引致偏好异质性,影响着个体的微观经济选择,进而对集体的宏观经济表现产生了深刻影响。 经由长期的历史演进和融合,中国成为一个多族群国家。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央政府自1950年代起,识别并确认了56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占据绝对多数,而其他55个民族被称为“少数民族”。此外,官方还确认有近50多个未识别民族。不同族群的人口不均衡地混居在不同的地方,不少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是中国众所周知的贫困地区。因此,在中国的不同地区,族群多样性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这就构成了一个天然的社会科学实验场。族群多样性如何影响各地的经济增长?强化还是弱化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均衡?通过什么机制产生影响?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既有学术意义,又有现实和政策意涵。就学术意义而言,有关族群多样性与经济表现之关系的任何定律和机制,其普遍性均需受到中国经验的实证检验。就现实政策意涵而言,其一,在中国政府强调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彻底根除降低绝对贫困的公共政策背景之下,对族群多样性与 第 44 卷 第 2 期 财经研究 Vol. 44 No. 2 2018 年 2 月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Feb. 2018 收稿日期 :2017-08-12 作者简介 :王振宇(1987−),男,河南安阳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顾 昕(1963−),男,北京市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通讯作者。 • 127 • 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尤显急迫;其二,在中国“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下,研究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也有助于我们深化有关民族政策影响经济的途径的了解,并对症下药,促进民族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但对这样一个重要课题,国内经济学界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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