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缺席与概念的狂欢——对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反思

作者:李长中 刊名: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上传者:张瑞

【摘要】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思想解放的矫健步伐,建立在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文论话语体系开始遭到解构,理论建设也开始走进一个多元并举、众语共存的姹紫嫣红的理论园地,但由于文论家自身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对应阐释的话语基础,文学理论在繁荣背后却难掩自身的落寞和苍白,文论界普遍患上了“理论失语症”,也丧失了以自己的话语、方式及规范独自言说的能力,只剩下外来理论的狂欢。

全文阅读

新时期的最初几年,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文学理论建设也打破了沉封已久的坚冰,开始力主使文学向自身的审美性复归和还原,同时又为新的思想启蒙呐喊助威。李春青据此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研究肩负着双重使命:“一方面,价值观念更新,为研究进一步展开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它又作为知识分子主体意识与独立精神的话语表征而承担某种启蒙的任务”[1]。但由于文论家大多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对应阐释的话语基础,在高度亢奋的心情下,以迫不及待的心情鹦鹉学舌似地将西方上百年的形形色色的新思潮理论和新方法在中国大地上轮番操练了一遍后,很快便发现,在喋喋不休的讲述中,其实并没有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时,文论家开始感到了失语的尴尬,进入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我们根本就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独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2]。这种窘况一直延续至今。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原理,理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产生并能动地给实践以指导。但多年来我们恰恰忘记的就是这一根本原理。欧阳有权曾针对当代文论界存在的理论脱离文学实践的问题撰文提出21世纪文学理论建设的“一体两翼”的构想:“‘一体’是指文学理论研究要以新世纪的社会现实和文艺现状为‘体’,就是让文论建设立足于中国现实文艺发展的实际,贴近实践,实事求是,回应现实的需求,瞩目变迁中的世界,让理论品格体现出鲜明的现实感和时代精神;‘两翼’是指文艺理论的民族传统和外来精良”[3]。理论和实践相伴而生,理论作为对实践经验及规律的归总和提萃,必要受到实践的浸润、催发和孕育,伴随实践而生的理论才能彰显中国文论鲜明的时代性,如果理论和实践隔绝,与时代隔绝,就会成为对象缺席的言说。姚文放在谈到19891995年间的文艺理论建设时指出,现在的文艺理论著作存在“三少”现象,即“成为学术界重要话题的少;被研究者引用和摘录的少;作为私人购置藏书的少”[4],文学理论单纯成为文论家个人自虐、自恋的方式,缺少实践的根基。理论与文学实践和现实经验的架空疏离而高高在上,既不能使阅读“览无遗功”,也无法令批评“准的有依”[5],这是中国当代文论陷落泥沼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新世纪文学理论建设的当务之急,就是让虚空悬浮的理论重回喧腾的世界。中外文论史上那些声名卓著的理论家已经给我们树立了根植于文学沃土,理论方能枝繁叶茂的典型:钟嵘的《诗品》品评了汉代至梁代一百二十二名诗人,并分上中下三品论之;刘勰的《文心雕龙》“原始以表末,推理以及精,敖陈评核,圣理密察”[5],既集当时文论之大成,又矗立起了中国批评理论的一座丰碑;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之所以成为后世文学批评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源头,就在于亚里士多德对他以前五十多部文学作品作出过精奥、独到的分析和推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文艺学、美学提出的一系列经典论述,都是建立在他们对包括古希腊神话、戏剧和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期及其他伟大作家作品的精细、深刻的研读和体会的基础上,才得出的经典性结论。当代文论的创新建构如果不能扎根于现实的土壤,或者不能正确面对现实,不能超越世俗化潮流而从现实中汲取现代理性精神,将难以获得应有的现代品格和持久的生命活力。强调和突出文学理论的实践性品格,既能够使我们在理论研究和应用时尊重客观、实事求是,避免主观臆断;又可以推动文学理论随实践变化而动态发展,这势必彰显中国文论鲜活的时代性。当然,广义的文学实践还包括中外文学的创作、阅读、接受、批评及比较等活动,我们在此重提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密切结合,旨在由此拓展文学

参考文献

引证文献

问答

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