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理论与实践的继承与发展

作者:杨曼; 刊名: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上传者:刘吉元

【摘要】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均有所继承与发展.在理论方面,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理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从严治党理论,同时也借鉴了马克思从严治党理论中国化的成果,并体现了其历史性与现实性、党性与人民性、系统性与辩证性统一的特点.在实践层面,"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互推进,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同向发力,"三点攻"与"新三点攻"相互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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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理论层面的继承、发展(一)理论层面的继承、发展历程1.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理论渊源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在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要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政治、组织方面的建设。在思想建设方面,强调共产党员必须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拥护者、宣传者。在组织建设方面,强调共产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组织的领导与安排,服从党组织的决议。在政治建设方面,强调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列宁在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从严治党,并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共产党政党建设的根本原则。在从严治党方面,列宁有许多经典论述,如: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徒有其表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纪律性:“严格的真正的铁的纪律”;只有从严治党,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历来以“从严治党”为原则。2.习近平从严治党思想的理论主要借鉴于从严治党理论中国化的成果。在建党初期,从严治党理论的侧重点在于加强党的思想、作风、组织建设这三方面。在作风建设方面,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总结了我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也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在组织建设方面,刘少奇明确提出:“执政党建设有两个重大问题,一个是基层组织问题,一个是干部问题。组织工作要正常化,党没有人管了,党不管党不好,要有人来管。两个问题起作用更大,影响更大的是干部问题。”[1]邓小平在《执政党的干部问题》中提出:“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许多党员都在当大大小小的干部。”[2]改革开放时期,我党明确提出从严治党。1992年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将从严治党提升至党的根本大法,并将其确立为党建基本原则:“党的建设必须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从严治党”。[3]。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从思想、组织、作风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认为党的建设是新的伟大工程。十六大报告、十七大报告均提出要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除此之外,将从严治党理论与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与国家治理联系起来。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保证。”可以说,习近平从严治党思想是对从严治党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借鉴与思考的成果、结晶。3.习近平创新地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理论。习近平总书记首次论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在率领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他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4]此后,习总书记从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五个方面深刻阐述、论述了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容,强调“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5]习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总结大会上强调:“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全面推进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6]这是习总书记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标志着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形成。2014年12月习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首次提出“四个全面”,并将这“四个全面”上升成为党中央的战略布局:“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7]由此可见,全面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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