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模式对合同法发展的影响——以合同法的实质正义追求为视角

作者:张畅; 刊名:九江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上传者:沈彩萍(图)

【摘要】合同法作为调整交易关系、维护交易秩序的法律规范,对市场起着极大的支撑作用,与此同时,其自身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和演变.20世纪以降,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譬如民主政治制度的推进,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及经济全球化的蔓延,使得当代合同法的立法价值取向也逐渐从形式主义过渡到实质主义.文章立足于当代社会的经济架构,从多角度对合同法的实质正义价值追求进行论述,以期对合同法的发展趋势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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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同正义的概念、历史沿革及其发展 合同正义,是指合同当事人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缔约和履约,并确保合同内容符合公平正义、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1],其系以追求合同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平衡为旨趣。且一般认为,合同正义以合同自由为前提,但若缔约当事人间出现实质不平等的情势,也会启动国家公权力对合同私权利施以干预,以力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和正义。 18世纪至19世纪的合同法曾十分强调形式正义而忽略实质正义。所谓形式正义则要求当事人必须依法订立合同并严格遵守,至于合同当事人主体地位是否实质的平等、是否存在一方利用了自己的优势或者对方的急迫、无经验等与对方立约,则非所问。一言以蔽之,近代民法奉合同自由为其根本,极力排斥公权力对合同领域的干预。合同自由也因此成为近代民法的基本原则,在民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诚然,合同自由原则通过赋予人们自由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利,使市场主体尽其创造力追逐利益,为社会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拉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甚至出现了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局面。何以如此?本来合同自由中所预想的人像,是具有理性的、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但现实社会中,因人们之间存在年龄、性别、智力、能力、贫富以及所处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并非每个人都是具有理性的、自己利益的所谓最佳判断者。例如,经济实力雄厚的企业往往利用自己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与劳动者缔结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劳动合同。此种劳动合同,形式上看似平等,但实际上却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一方因担心失业或出于生活所迫而向用人企业妥协的结果,反而造成了合同的不自由。由此而产生贫富的对立,劳资关系的紧张局面,激化了社会矛盾。法律应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为其旨趣,当社会生活出现实际的不平等,国家就应当采取措施,进行必要的干预,适度限制合同自由并对弱者加以保护,以确保人与人之间的实质平等[2]。 于是,以意思自治、契约自由为核心的传统契约法理论在当代受到相当大的冲击。美国学者格兰特吉尔莫在《契约的死亡》一文中谈到,以对价为中心的契约理论逐渐陷于崩坍,侵权法与契约法融合交错;此外,大量约定之外的义务和责任被引入,更有甚者,公共政策也开始将契约纳入到自己的调整范畴。[3]由此观之,吉尔莫笔下的契约之死即是指契约自由在交易过程中地位的逐渐丧失。随着福利社会、福利国家思想的萌芽和渐进,许多国家开始采取了对缔约行为自由、缔约内容自由以及缔约责任自由等加以干预的形式,并逐渐衍生出格式条款等强制缔约形式,古典契约模式渐向崩坍。 然而,在市场交易日趋频繁的今天,契约是否真的已经解体甚至消亡,恐怕此问题尚需斟酌。笔者以为,古典的契约理论作为普遍共识存续了上千年之久,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与其称之为死亡,倒不如说只是一个腐朽外壳的脱落,是近现代契约重生的契机。日本学者内田贵亦在《契约的再生》一文中对所谓的“契约死亡”论进行了检视,他以日本社会作为样本,对新的契约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进而提出了关系契约理论。该理论以法社会学为视角,是在对古典契约理论批判继承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它将传统契约的静态特征转变为对发展过程的动态关注,从法经济学和法社会学的双重维度下阐释了缔约过程,解释了契约何以能再生的问题。 那么,现代合同法的价值追求究竟发生了何种蜕变,下文将分述之。 二、附随义务的产生及理论基础 普遍认为,附随义务是在耶林的缔约过失责任理论和史韬伯的积极加害债权理论的基础之上所确立的,而后又为多数国家所接受。纵观各国立法例,均未对附随义务做出一个特别清晰的界定,故学界对此也表述不一。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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