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传》中“赋诗言志”的政治功用与审美意蕴

作者:位俊达; 刊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上传者:赵学庆

【摘要】“赋诗言志”是《左传》中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文章从“赋诗言志”的生成渊源、政治功用与其“温柔敦厚”的政治审美意蕴三方面进行论述,以探求其在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中的审美与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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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赋诗言志”的生成渊源《汉书艺文志》有云:“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这里所谓“古者”,指的是春秋时期。此时,在“聘”、“盟”、“会”、“成”(1)等场合中,与会者往往以赋诗的方式来表达所属侯国的立场、意向,或是卿大夫个人的情志。这些事例,主要见于《左传》和《国语》,其中《国语》有四例,而《左传》则有三十几例。以《左传》观之,赋诗言志的记录分布于鲁僖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37年)到鲁定公4年(公元前506年)的131年之间,其间又以襄公(公元前572公元前542年)、昭公(公元前541年公元前510年)这六十年间为盛。值得注意的是,诗歌并非平常的沟通语言,在外交场合,何以要选择不定指、不确指的《诗》来作为沟通的工具?从《诗经》的渊源来看,典型的《颂》诗是祭祀神祇或祖先所用之乐歌,其内容主要是将先人与执政者的成功告祭于神明且以祈福,由于《诗序》为《颂》所下的定义充满宗教伦理意涵,而宗教祭祀活动原本即为“礼”的根源,故由此可见《颂》诗与人们生活关系之密切。除了《颂》诗之外,具有强烈的定型仪式之需要的是《雅》。这是《诗经》中很特殊的一个单元,它有很多诗篇主要是描写先人发展的历史与功业,看起来应该是祭祀后于宴会时所用,或者基本上就是祀祖之作。《诗经》之“国风”部分或许有一些来自民间歌谣,但是书面化的过程则无疑是由贵族或知识人所主导。《雅》、《颂》的主题与内容,具有较高的历史意识,必须掌握当时所发展出的高阶文化知识才能产生。我们可以由此而判断其多数之作者当是社会的精英分子。加上这两部分的主题具有强烈的政教意图,使用的目的很明确地限制在朝堂宗庙之中,具有一定的神圣意味。这类诗歌于创作完成后公开推广,或者进入实际应用之后,自然取得优越的地位,甚至被赋予更崇高的意义。《雅》可以说是对西周典礼仪式的翔实记录,对西周礼乐制度有着深刻而又精到的认识与概括。《左传》中引《雅》诗的行为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各个诸侯国对西周礼乐文明的传播怀有积极态度,体现了西周政治理念在贵族之中的广泛渗透。这是一种对周王朝的文化认同与政治信仰。以《诗》作为外交语言的政治功用,正如王昆吾所说“将自己所有的文化,扩大之以被于全人类,而共立于平等的地位,此吾先民最高理想也。”[1](P244)从时代的变迁来看,西周以至春秋时期,诗乐与礼乃是共同构成稳定政治和人伦秩序的力量。诗乐可用以调节情绪,协合众人的情感,甚至连“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都可以透过诗乐表现出来。如《尚书尧典》言:“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在舜帝行继位之礼后,命诸大臣各当其事,在治国要事之中,就包含音乐的掌理,这是因为音乐能使人“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甚至达到“神人以和”的境地。《舜典》一文虽大抵成于孔子之后、战国之前,但是,文中的价值观实可上推至西周。因此,春秋中期,在外交或社交的场合以诗言志,一来是过去对礼乐制度的延袭,再者也因为诗乐的中和原则和含蓄的性质,使得无论是请求或拒绝,都可以委婉而彼此互留情面。即使是“美”、“刺”,也不致显得阿谀或流于诽谤。此种现象体现了自西周以来崇尚温厚的价值取向,如同《文心雕龙明诗》所说:“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文身。”在春秋时期,赋诗确实有“宾荣”、“文身”之美,而且这种中和、委婉、矜持的言谈方式,有其特殊性和养成的困难性,若非长期浸润其间,加以个人的灵思巧心,则很难运用得灵活确当。正因为如此,赋诗乃是春秋这个特定的时代中,显示文化修养与文化实力的标志,能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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