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的危境与机遇

作者:雷震; 刊名: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 上传者:姜勇

【摘要】儒家伦理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悠久历史中主导着中国人的道德生活,但儒家伦理的发展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自身理论的局限、外来文化的侵犯,儒家伦理也曾处于危境之中.面对危境,儒家伦理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迎来了自身发展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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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型的文化,而儒家伦理无疑又是这种伦理型文化的主体,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悠久历史中主导着中国人的道德生活,既安顿了中国人的心灵秩序,又安排了中国社会的社会秩序。传统儒家伦理的发展历程就像一幅流动的画卷,经历了从早期宗法伦理的奠基,到汉代政治伦理一体化的特征,再到宋明心性理学的创造性发展以及现代新儒学复兴运动等流变,其间有不少起伏,遇到一次次危机,又一次次化解着危机,使儒学重新获得价值的依归,为中国人奠定价值根基、构建道德信仰。近现代西学的冲击,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迅猛发展和社会文化的深刻变革,极大地冲击了传统儒家伦理的道德价值观。本文通过梳理传统儒家伦理发展历史中的危与机,即它受到的冲击、挑战,甚至面临断裂的危险,以及它是如何面对和化解的,希冀为当今中国道德实践提供一些有益的历史借鉴。一、传统儒家伦理之危境传统儒家伦理曾经在漫长的时期主导着人们的思想及行为,已经深深地积淀在人们的思想道德生活和文化心理结构中,起到了安顿中国人心灵、培育民族精神、教化中国社会、维护国家秩序等作用。但传统儒家伦理在历史的发展中也曾受到冲击、挑战,甚至面临断裂的危险。早在先秦时期,和儒家并称为显学的墨家就批判过儒家。《非儒》就是站在墨家立场上对儒家进行正面批评的一篇,该篇起始就写道:“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言亲疏尊卑之异也。”(《墨子非儒下》)在《墨子兼爱上》中,还揭示了这种“亲疏尊卑”,必然导致“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的社会危害。墨家从儒家仁爱由亲亲起始看到了仁爱造成不爱,不爱造成大害,甚至成为“祸乱天下”的根本原因。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家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儒家,用兼爱替代儒家的有差等之爱。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无以易之,譬之犹以水救火也,其说将必无可矣。”是故,墨子曰:“兼以易别。”(《墨子兼爱下》)不仅如此,墨子还从其节用、节葬非儒下》)。道家学派对中国历史进入到文明社会以后积淀形成的仁与义的社会生活原则持明确反对态度。老子讲:“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道德经》十八章)又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道德经》三十八章)老子认为当时社会文明所肯定的仁义忠孝之类的道德恰恰是人类道德堕落的标志,故主张“绝仁弃义”(《道德经》十九章)。而未堕落的真正的德是对道、自然的获得,此所谓道法自然。庄子更是提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以驳斥儒家的智、仁、勇(《庄子胠箧》)。法家也对儒家多有批判。商鞅将孝悌视为危害国家的“六虱”之一(《商君书靳令》)。在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看来,因为人人都有算计之心,孝悌几乎是不可能的,“孝子爱其亲,百数之一也”(《韩非子忠孝》)。基于人性自利自为,韩非批评儒家伦理效率低(舜三年改三过);儒家伦理过时,“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韩非子五蠹》);儒家的德治德教行不通,“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责备)之弗为动,师友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韩非子五蠹》);以孝悌为本的儒家宗法伦理是国家治理的障碍,“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韩非子五蠹》)。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焚书坑儒,儒家几乎面临灭顶之灾。汉武帝为政治上大一统的需要,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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